毛泽东反思1959年：批彭搞成经济反右把我也搞糊涂

核心提示：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

本文摘自：《前奏：探讨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作者：马社香，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据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为了深入了解真实情况，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过去毛主席召开会议，一般都是地方大员参加，这次特别邀请了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望东，毛泽东在地方召集党政军领导同志联席会议，在王芳记忆中不多，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在井冈山时期，每一个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前委领导下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做出的，1928年6月，不同意部队去湘南的永新会议是联席会议；1929年1月初，决定红四军下山红五军守山的柏露会议也是联席会议。杭州这次联席会议又将发出什么重要信号？

杭州的六月，杨柳依依，暖风习习，随处可见江南秀色的飘逸之美。它与井冈山的巍峨刚毅，截然两种自然风光。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依然是一种风采一种情愫。

6月13日，毛泽东到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毛泽东这次是车到门前再通报，以免胡志明的谦让拜访。仅隔长沙会见一个月，两位老友就有那么多的话相互倾诉。据谢家花园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两位老人沿着谢家花园九曲石径一边走，一边聊，胡志明感谢中国共产党安排他上黄山疗养，黄山的乱云怪石给了他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则向老友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虽然胡志明比毛泽东仅年长3岁，但毛泽东对他一直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决定，毛泽东都习惯地听一听胡志明的看法。这一次毛泽东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战况，也通报了中国取消军衔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唯一取消军衔制的国家，是敢于依据中国军队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向传统挑战的国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胡志明给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泽东离开后，胡志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工作人员当时把这句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这天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果然，毛泽东一语成谶。

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据汪庄已经公开的材料，毛泽东对这个计划的某些指标不赞同。毫不留情地说，三线建设也要压缩。从四五百亿压到三百多个亿。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慢一点儿，慢一点儿能达到。

余秋里汇报：“1970年粮食搞到4800亿斤。”对计划中提出的粮食指标，毛泽东表示怀疑：“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接着毛泽东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要养猪、养羊，搞绿肥。猪还要发展，一头猪等于一个化肥厂嘛。”看看今天许多地方没有化肥，地里不长粮食，毛泽东的绿肥与化肥都要搞的思想是很深远的。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1000万吨就可以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反复说：

订计划第一是老百姓，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宗旨。上个月我去了井冈山，井冈山精神说到底，第一还是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1927年冬在井冈山，我们没有吃的，吃点儿野菇子明确规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给群众。①

毛泽东最后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1961年我上庐山开中央工作会议，那里小菇子我很喜欢吃，厨师可能觉得稍微大一点儿的菇子有营养，给我换了换，我说，我还是吃小的，为什么？小菇子有特殊记忆嘛。大家都笑了，刚才挨毛泽东批评的紧张空气缓和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