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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庆平:从新生活运动看民德之殇


来源:凤凰历史

核心提示:新生活运动很有必要和值得肯定,但表面形式远超过预期效果。我们一定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新生活运动的覆辙,不能“运动”或“活动”过后,民德堕落总是

新生活运动远未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有人归于国民党组织松散和基层脆弱,有人归于国民政府摈弃下层民众和公民社会,有人归于蒋介石的党化教育、政治高压、思想控制和“尊孔复古”,有人归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情结,也有人归于民德堕落已病入膏肓而无药可救。这些归纳当然都有一定道理,又都有失之偏颇之处。我认为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涉及主客观很多方面,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十点:

一是领袖专制而摇摆。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极其高调,早在1928年4月,蒋介石就到曲阜孔府考察。1941年2月,蒋介石、宋美龄又公开带头吃素食淡饭。但蒋介石不仅坚持“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而且言行不一,以超越两端的高调而实际摇摆于两端。例如,蒋介石一方面强制实施新生活运动,要求各级党部“将新运列为党务考绩”,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以做政治工作的方法来做”。再如,蒋介石本支持蒋经国上海打虎,但由于是选择性封闭打虎,所以当蒋经国打到和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孔氏家族这只老虎时,蒋介石说一套做一套, 尽管表面上还是唱高调,但实际上已法外施恩,在后台包庇结案。最大的老虎不能打,不仅不能真正服众,被打的老虎也不服。正如某立法委员说:“试问现在政府的权贵哪个不是豪门?哪个不是老虎?号称打虎的蒋经国,又有什么办法!”1943年,周恩来说: “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 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 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 ”

二是官员徇私而腐化。1948年,蒋介石指出:“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众所周知,“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当时的法学家章渊若说:“只有在一个赏罚分明、贪污绝迹、纪律振肃的国家,社会才有是非,才有公道,而民众才会明礼义,知廉耻,有纪律,守秩序。否则,在好人终是吃亏的变态社会律下,有谁愿肃身自好呢?”。所以尽管蒋介石“以极大兴趣投入此运动”,并严厉要求“关于此次新生活运动, 是注重实行, 绝不类似过去之各种运动徒事粉饰”,“但运动仍很快地堕落到官僚的‘文字游戏’中去了”。

三是学者清高而彷徨。相对于近些年某些学者对功名和金钱的过分依附和空前堕落而言,民国时期某些学者是有些正气骨气和善于独立思考的。但很多学者的清高而彷徨,影响了他们对新生活运动的正确理解和亲身参与。例如,胡适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又如,民国时期是一个多变而彷徨的时期,很多学者也随之多变而彷徨,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君主与共和、改良与革命、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战争与和平、美国与苏联、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难选择上,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常“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

四是商人投靠而奸诈。民国时期商人投靠而奸诈的事例很多,例如,1948年,上海商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结果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其中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因各有靠山,有恃无恐,所以大肆囤积,最为奸诈。蒋经国虽然痛下决心,坚定打虎,但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蒋介石命令蒋经国停止打虎,释放有罪的商人孔令侃和杜维屏,并无奈地说:“国民党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这不是哪一个贪官、奸商的问题!”

五是百姓贫穷而愚昧。管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尽管这种“衣食先于道德”的观点颇受非议,因为不少人“衣食足而无廉耻”,也尽管蒋介石1935年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但民国时期百姓贫穷而愚昧,不具备起码的生存条件和知识水平。如1936年,有人描述:“中国大部分国民,是衣不足,食不饱,住不蔽风雨的贫民, 是无物可用的贫民。” 所以蒋介石所谓的“不必先讲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路走,先要教好一般人知道吃饭,知道穿衣,会住房子,会走路”,还是被很多人批评为一条无法走通的道路。胡适说:“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梁启超将国民“生计憔悴之逼迫”与“专制政体之陶铸”、君王“霸者之摧锄”、“屡次战败之挫沮”等“四端”,列为“养成国民大多数恶德之源泉”。毛泽东曾将“国民思想愚昧,民智不开,往往不理解、不接受好的政策法规,到了民国也不例外”,作为“国家几乎灭亡的根源所在”。

六是儒学批判而丑化。1934年2月26日北平《晨报》:“自革命军兴,‘打倒孔家店’之呼声,传遍全国,国民政府成立,且明令废止祀孔。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1937年,宋庆龄认为,提倡恢复儒学“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贺衷寒说,过去对中国固有的精华,往往完全不要,今天要加以发扬。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把过去对文化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但由于儒学过去大受批判而被丑化,在这种背景下,礼义廉耻有时不仅不可能推行,而且还会走向反面。

[责任编辑:刘涛]

标签:新生活运动 民德 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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