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彭真被《人民日报》什么报道气得好久说不出话

随着形势的发展，留有“文化大革命”遗风的1978年宪法被提上全面修改日程。在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再一次对宪法进行局部修改的同时，成立了以叶剑英为主任，宋庆龄、彭真为副主任的宪法修改委员会，负责全面修改宪法。

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决定修改宪法后，宪法修改委员会设立了秘书处，具体展开宪法的修改工作。胡乔木任秘书长，另外还有7个副秘书长，他们是叶笃义、甘祠森、胡绳、吴冷西、张友渔、王汉斌、邢亦民（叶笃义、甘祠森是民主人士）。秘书处成员最初有我、王叔文（法学家）、肖蔚云（北大）、孙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政法室）、李剑飞（全国人大常委会政法室）。孙立当过彭真的秘书，可能是在北京市的时候。后来，秘书处成员有所扩大。

起初，宪法修改的具体工作是由胡乔木直接负责的，后来他生病了。他负责的这一段，主要研究的是宪法框架。他只是把我们找去，谈谈他的想法。我们开始研究，不搞序言、总纲，也是向苏联那样搞社会结构、国家结构、政治基础、阶级基础，但上报中央后，被打了回来。后来还是按1954年宪法的结构，搞序言、总纲。所以，这一时期，并没有拿出一个宪法草案的本子。

1981年夏天胡乔木生病住院后，彭真就直接抓宪法的修改工作。从这时起，我和他接触多了起来。

1981年7月16日，彭真给小平同志写信，请示宪法修改草案完成的时间，以便安排工作。彭真身边的班子，有龚育之、郑惠、有林、顾昂然、杨景宇等。秘书处的人就多了。胡绳、王汉斌等还是副秘书长，协助彭真工作。

7月下旬，彭真就宪法修改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内容主要是，宪法是根本法，主要在纲不在目，不搞不必要的创新，注意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1978年宪法失之过简，不如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好。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以，准备按此修改宪法。

9月初，彭真即率我们起草组上了玉泉山，集中精力修改宪法。我们住在9号楼，工作、生活、活动都在这里。彭真住在2号楼，他自己有一套生活，包括吃啊，理发啦。他定期或一个月或半个月地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顿饭。他来了，我们也不加菜，还是和平常一样。不过，他前面多两个小碟子，放了一些大蒜和大葱。

当时，我们起草组基本分成两摊，一摊是起草宪法报告和序言，另一摊是起草具体条文。副秘书长王汉斌、胡绳是两头挂。起草报告、序言的主要是找来的一些大手笔，如（彭真的秘书不包括在内）龚育之、有林、郑惠、卢之超等。打临时工的人不少，大概有朱穆之、胡绩伟、穆青、华楠等，他们断断续续地来几次。另外，还有顾明，他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有一次彭真说，顾明是没有任命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我们其他的人，包括王叔文、肖蔚云、项淳一、顾昂然、杨景宇、孙立，还有我，主要负责起草具体条目。我们之间也有分工。我负责的是国家机构部分。

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彭真经常请一些人来开座谈会。请什么方面的人，主要要看重点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开了不少座谈会。有一次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都请来了，如孙冶方、徐禾、苏星、薛暮桥、于光远等。我们还请过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如费孝通、钱伟长等。青年理论家如陈昊苏等也被请来过。彭真有时常邀请一些省市的负责人来谈。除了召开座谈会，还把稿子送出去，如送到中央、国务院各单位，让他们提意见，有时也发到地方，如地方党委什么的，征求意见。每次开完座谈会，我们都整理出了简报。

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彭真主要思考宪法修改中涉及的一些大问题。有时他直接给我们说些精神。有时则是把胡绳、王汉斌找去，他们回来后再向我们传达精神。我们是集体起草，一条一条地拟。起草了一稿就送过去，给彭真看。有时他改，有时不改，说这个问题还需要斟酌。有时我们送过去好几个方案。

按照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决议，宪法修改是有时间要求的，即召开下次代表会议时拿出宪法草案。但到11月初，我们起草组还没有拿出一个初稿。于是，彭真提出推迟修改宪法完成期限。这样，在11月底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彭真作了关于建议推迟修改宪法完成期限的说明，建议推到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拿出草案。

1981年11月下旬，我们按照彭真的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突击，拿出了宪法修改草案初稿。1982年1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对这个稿子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起草组又提出了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这个稿子后经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批准，于1982年4月提交全民讨论。在全民讨论的基础上，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第五次全体会议又作了一些修改，到1982年11月底向全国人大提出，并于12月4日由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