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回忆万里：他的一席话激起我心中求学梦

2015年07月15日 17:32
来源：楚天都市报作者：王正旺魏明星

万里说：做好一个农民，还是要多读书，多学知识。1984年10月，我开始任大堰村党支部书记。那几年，全国鼓励致富，提倡“万元户”，我种了30亩地，一年下来，满打满算也只能挣五六千元。几年的摸爬滚打，深知知识的重要性，我决定去读大学，出来闯一闯。

本文摘自：荆楚网消息(楚天都市报)2008年10月21日，作者：王正旺魏明星，原题为《改革开放代表性人物杨小运：万里委员长鼓励我上学》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而在农村改革中有两件最著名的标志性事件，一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订立生死契约搞分田到户，另一个是超卖万斤粮求购自行车的湖北应城农民杨小运。

16日，全省改革开放三十年巡礼采访团首站抵达孝感，话筒、闪光灯、摄像机再次对准了杨小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句话，天翻地覆！我既是改革的参与者，更是改革的受益者。”他以这样的开场白讲述他的人生轨迹。

买了收音机和手表独缺一辆自行车

1976年，我19岁，当上了生产队队长，没日没夜地做，可连续3年，农业生产还是上不去，每年春节后家家户户缺粮，有时等不到麦子黄，割回去连麸皮一起吃光。

生产上不去，我认为问题出在搞集体活，大家出工不出力。到1979年底，我就想把田分到户，可当时又没有政策。

很快，我的这个想法被杨河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知道了，他找到我说，田不能分到户，但同意我根据生产队的情况作适当修改。

1979年10月秋播时，我放弃了分田到户的打算，把田分到三个小组。1980年夏收时，我们生产队一下就完成了全年的粮食任务，群众当年有了饭吃。那年我家分了2000多斤谷。当时，晚粳每100斤可以卖18块多。有了收入，我买了一台收音机。

我的信心更足了。这年10月秋播时，我找自家伯爷杨德学和人称秀才的杨春发一起商量分田到户，并告诉他们，经请示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他同意我私下搞，试一下，不要公开。他们二人一听，也同意了。随后，我们着手拟定了方案，田地按劳力分。

这年底，我又添置了一块上海手表，花100元在县城买的。那个时代的“三大件”，我齐了两件，独缺一辆自行车。

1981年8月，我们生产队24户人家用夏粮(小麦)和早稻完成了全年8万斤的订购任务，剩下的口粮也足够吃到过年。另外，还有110多亩中稻，近140亩晚稻待收。县委办公室的褚望绥科长和丁济平来调查后，非常高兴。我说我家还可以向国家超卖1万多斤粮食。他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只想县里能供应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指标给我。我以为县里的领导难道还买不到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后来我才晓得，实际上他们也买不到。其实当时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并没有完全当真。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回县城不久，《孝感报》报道了我卖粮求购自行车的事，一下子成了孝感和全国的热点新闻。

9月20日，我卖了10380斤稻谷。27日，公社通知我去开会，奖售给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价钱是169元。那天，采访我的记者要我骑上自行车兜一圈，可是我一骑就歪倒，引来大伙阵阵笑声。

这年11月，我参加了全国新长征青年突击手表彰大会，1983年3月当选湖北省特等劳动模范，6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万里委员长一席话激起我心中求学梦

1983年6月，我在北京开人代会时，参加了一个农民代表座谈会，万里委员长问我多大年纪，我回答说：26岁，初中毕业。万里说：做好一个农民，还是要多读书，多学知识。我有些紧张地说：我底子薄，担心跟不上。

1984年10月，我开始任大堰村党支部书记。那几年，全国鼓励致富，提倡“万元户”，我种了30亩地，一年下来，满打满算也只能挣五六千元。几年的摸爬滚打，深知知识的重要性，我决定去读大学，出来闯一闯。

1987年，全国人大代表届满前，我找同是湖北代表的华中农业大学的陈华奎校长。他建议我到武汉大学去读成人教育大专班。

随后，我找到副省长梁淑芬，梁副省长当时主管教育，她有些为难。一是我不够资格参加考试；二是即使我够资格考试也很难考上。于是，她向省教委的孙德华主任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着信直接去找他。

我当时认为这条路不一定走得通，就直接去找武大经济学家李崇怀教授，他对我说：“我回去直接找刘道玉校长，向他介绍一下你的情况，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这年5月，省人代会召开，我再次找到李教授，他告诉我，刘校长答应予以考虑，并希望和我当面谈一下。

当晚，我和李教授找到刘校长家里。刘校长说，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学校已向国家教委打报告，申请破格录取，还说这是武汉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例。

至此，我读书的事终于有了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