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者反思西方政治制度 中国崩溃论作者成笑柄

关注中国成就，也揣测中国未来

中国的发展经验何以成为西方谈论的热点？对此，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克劳茨·赛格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采用了独特的模式促进经济发展，这是西方学者关注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全球定位还不是很明确，即国际社会的准则是否能在中国被接受以及受到遵守。赛格伯说：“很明显，中国的道路完全不同于俄罗斯。俄罗斯是一个不很成功的中等强国。至于‘中国道路’是否能被复制的问题，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不那么现实，所以我的回答是不能。”

在重识中国的西方学者中，类似观点并不少见，他们并不是一味地吹捧中国。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长期致力于中国研究，他在9月出版的新书《民进国退》中提到，中国经济快速崛起是市场角色不断扩大和私营企业壮大的结果。这位被美国《国家周刊》誉为“在中国问题上，可以做任何人的导师”的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对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我是非常怀疑的。或许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发展会被定义为一种模式，但目前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他的市场经济也是不完善的。”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过去30多年，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预测有悲观的，有乐观的，有意思的是，乐观的几乎都对了，悲观的几乎都错了，而且越悲观的，往往错得也越离谱，预测中国要崩溃的最惨，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与此同时，曾高度自信的西方却陷入一场又一场危机，这一切引起不少西方人士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和对西方许多问题的重新思考。张维为认为，西方对中国的重新认识主要包括：一是中国没有照搬别人的模式，而是坚持自己的道路，特别是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二是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三是中国把重点放在高效率地解决人民最关切的问题，特别是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参加了主题为“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贡献”的“2014亚太金融论坛”。让王文感叹的是，这个话题在舆论界很旧，但在经济学界却相对较新。因为十多年来，很少有人在中国经济的崛起问题上产生共识，很多人想的是中国崩溃的可能性，而2005年以后，西方学者们才渐渐讨论中国经济崛起，以及对世界的影响。起初是讨论威胁，而后才渐渐觉得，这是贡献。一名来自泰国的学者说：“国际经济学界正在为很少有人预测到2008年危机而感到羞愧，同时也为几乎没有人预测到中国经济崛起而感到自责。”在王文看来，一部分西方学者开始“转向”，修正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知华派”学者的声音更多传递出来，如英国的马丁·雅克、伦敦前副市长罗思义(John Ross)等，经常被企业或政府机构请去做中国问题的讲座。据罗思义透露，他的新书已快截稿，他希望能“用西方人懂的话语与逻辑”来谈“中国经济为何能成功”。

也有西方著名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寻找答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学者路克利12月12日至13日陪同“软实力”概念提出者、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到曲阜考察儒家文化。约瑟夫·奈告诉他：“一些国外的学者认为中国是市场列宁主义的威权国家，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又很好，这让他们很不解。非洲、南美的一些威权国家发展很差，有些甚至是失败国家。为什么中国能发展好，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对西方继续误读要心里有数

谈到美国学者福山从过去高唱“历史的终结”到现在也开始思考“强大的政府”，马丁·雅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说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的国家治理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欧洲的统治精英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相对好一些，但问题也不小”。他的看法是：“这种反思还会延续。因为目前西方并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无法在短期内逃离经济停滞。另外，西方开始相对衰落，而预测显示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西方在治理和民主上享有声望的先决条件是政府体制能正常运转，而且成功。但现在政府不能正常运转了，体制看起来也不那么成功，接下来会怎样？这种反思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得到更广泛认可。”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王文说，西方主导的全球学术界正在经受冷战结束以来最大一轮思想大反思。这一轮反思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主要源起，以批判当下西方国家的资产金融化为主要依据，以探索中国成功为主要参照对象，为全球未来发展寻求更确切的答案。只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会痴迷于寻找中国发展的密码，相信未来十年内，“中国成功的原因”会成为全球学术界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虽然西方对中国和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已开始，但总体上看，并不那么深入。”张维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分析说：“西方学者主要还是依赖西方的经验来判断中国和世界，‘西方中心论’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主导着西方学界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对自己已开始某种重新认知，但另一方面，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还难以超出西方的经验和传统来看待中国与世界。正因如此，我个人以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西方主流社会恐怕还会继续误读中国和误判世界，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今后还需要适时点出西方认知上可能出现的盲点，必要时还要替他们指点一下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