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楚：现代海权与一战时无异 海上决战带不来海权

与人们所熟悉的海军战略家马汉的理论不同，大约同时期的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和战略家朱利安·科贝特对现代海权做出了更富于洞察的考察。与马汉主要依据拿破仑时代的陆战战术经验不同，他关于海军对海洋控制的基本理论直接影响了一战海战的战略和计划，他阐明了一种直接基于海洋和陆地差异的海上力量运用原则。正是基于这些原则，海上力量才凸显了自己胜过陆地力量的全球性、全局性和经济性质。一战海军的主要作战可以说都是围绕海洋本身的运用和控制而展开，特拉法尔加式的海上会战再不是海上战争指导的目标。同时，海上战争的经济战争性质也得以凸显，为此，封锁、布雷和潜艇战再不是仅具有战役和战术意义的作为，而是战略性攻守的一环。这些作战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迄今仍在发挥作用。

由于现代工业是建立在相同的知识体系之上，因而，一战前的海军军备竞赛表明，在海权斗争领域，尤其在具备深厚产业基础的诸大国之间，追求海军优势的努力往往与安全的期望相悖。技术能力的扩散与保持战术能力的决心往往相伴而偕行。因此，在知识和贸易全球化的时代里，海上力量的发展再不是一国单独的政策问题，而是攸关集体安全和大国间安全信任的关键问题，在各国关于安全的对话机制中，海军政策的阐述和互信的建立，以及全球和局部合作，乃成为绝对的必须。

对于新兴大国而言，海军和海权在很长时间内，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物，初步的海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国土防卫的延伸，这是谈不上什么海权的，但对于已经在产业和贸易方面全球化的国家，参与全球海权和海军的对话和交流，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海权的规制与体制建设，这是海上力量发展与维护自身海洋权利的前提。海权的对话实质上就是大国的最实质性的安全和国际权力对话。这也是新兴海权国家与传统海权强国相互关系中影响至深的一环。

海权和海军作为一国国际权力的主要载体，其内涵不仅是技术和战术的实体性优势，它还同时体现为对全球海权格局、规制和制度化参与安排的影响力。    

新世纪的海权

1945年以来的现当代海权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变化。这些变化最主要的是由于：首先，核武器的出现以及核能在海军装备方面的运用；其次，冷战以来，新的全球产业和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使人类武装斗争的能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程度，同时更使得近代以来的新全面战争恢复到新时代的有限战争形式。此外，新的全球经贸特征也发展出大国史无前例的利益嵌入和互补，这使得国际公共产品成为把过去不可调和的海权斗争缓和下来的工具。当代海权运用的多样性大大增加了，而海上力量的任务也更加复杂化。这都给全球海权格局的演变提供了新的动力。

就技术和作战层面而言，当代海权早已是太空、航空和信息等多种复合科技的产儿。其传统作战和非传统政策运用早已超出前此所有的先例。除一般的国家海上安全和利益维护需求，国际化的公共安全需求份额大大增加，归根结底，全球贸易和经济的面貌改变了，19世纪似的排他性炮舰海权让位于功能更复杂和更国际化的当代海权观念。这一当代海权观念新颖和核心的特点是，海上力量已无力追求单极的全球霸权与秩序，相对于日益崛起的太空和空天复合力量，海权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即使对于拥有绝对海军优势的国家，在国际政策中，单纯利用海权优势也不可能达成自身的利益。这些国家即使有能力轻易获得海上战争的胜利，其外交、经济和其他代价，也是其决定行动时不得不再三考量的因素。这也是与当代全球经济和政治的急遽整合趋势一致的。

所以，正如上面所讨论的，海权作为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关键性的因素，在诸大国，特别是在现有秩序主导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所具有的正负面影响，与一战时代并无根本差异。信息化和高科技的采用赋予了当代海上力量新的多样化任务能力，但海军的建设和海洋政策依然不是一个国家内部单纯的政策取向或自我需求判断问题，而是一项自一开始就具备全局性和全球性影响的事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是，耗费巨大国家资源所建成的强大海军不仅是维护安全和利益的工具，当其处于误导的国家总体战略之下时，它也可能是引发和加剧敌意，以及带来更危险的国家敌人的工具。而决定这一点的倒不在海军本身，而在于国家战略的指导者如何展现全局的眼光和全球外交的明智和诚意。也许，这是今日我们回顾一战海上战争历史尤其需要注意的。（国际战略学学者赵楚，2013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