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音乐运动之歧路

如果说大陆的乐坛新锐确实听够了邓丽君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歌风，那幺其声隆隆的音乐新潮是终须要呼啸而来的。这就给了我们一种清晰可辩的文化参照。

邓丽君所抒发的朴素真挚的人生感触，来自传统的中国文化伦理。歌中纷纷扬扬的瞬间意象也是非常中国式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小少离家老大回；还君明珠双泪垂那大抵是万古常新的情感。现代流行音乐的变迁短裂，恰好成全了邓丽君，使她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和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

然而，大陆的前卫青年刚刚重温这些人性与自然的细节片段还未久，就行色匆匆地追撵现代主义的尾巴去了。这也难怪，他们必须在一个不幸被专制强权压缩过的历史时段里走完耽搁了的里程。崔健、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直至口没遮拦的何勇，他们都以狂野的、挑战的态势爆发出自己的吼声。这代摇滚青年赶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末班夜车，以嘶哑的嗓子、重金属的打击乐和不修边幅的形象，去向官方的意识形态乃至全部的传统文化雄赳赳地下战表，他们确实拥有“解构”的力量，消解“意义”，以强烈的感性去践踏理性，对主流文化及传统价值表达他们深深的愤怒与绝望。在他们的作品里也有一堆破碎的秦砖汉瓦，只不过这些文化符号多半只具调侃和反讽的含义，用作武器掷向传统文明的断壁颓垣。

反观台湾的歌者罗大佑，他走过了现代主义的路标，呼吸着“后现代”的空气，却有着磊落的襟怀和超越性的目光，他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和扬弃，更对后现代主义持不妥协的批判立场。他有前瞻而无绝望，并对中国人的精神资源极其珍惜。他当然也在“解构”，却在意象的罗列和聚合中寻找它们之间哪怕是荒诞的内在联系，这是在“建构”。大陆的摇滚斗士缺的正是这份文化使命感。

至于大陆的“城市民谣派”，由于视界与思想深度的局限，迄今只学得“清流”之皮毛而未得其真髓。试举其代表作之一《你在他乡还好吗？》为例，其旋律及演唱难度确比一般的“酒廊歌曲”为高，情感亦颇真挚，但对人生哲理的触碰，不过水杯中的微澜而已。

话又说回来，大陆流行乐坛的先锋群落之崛起及其存在意义，使得邓丽君之“独大”变成了多元。只不过，他们之“重”又恰恰凸显了“轻”的价值。说到底，如今大陆歌坛就量的意义而言，依然是一派邓丽君之遗风，从卡拉ＯＫ到夜总会的歌台大都是咿咿哑哑、嘈嘈切切地拾邓丽君之牙慧。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要消解“邓文化”的影响，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