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唱倾人城，再唱倾人国

邓丽君所以能唤醒了大陆百姓的诸多情感和记忆，原因既复杂也简单。

朦胧的月亮、大海的微澜、村边的树林、船橹的咿哑、鸿雁的来去、家乡的面影、故人的信笺、情爱的徘徊这些朴素而亲切，历久而常新的意象，对大陆人已渐陌生，一旦拾回，就如同重新读解和编排自己的人生。它能有多深刻呢？大概说不上，无非的极平凡的意绪之寄托和抒发罢了。然而，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其来有自。

中国的文艺向来有“言志”和“载道”两大类。对生命价值的衡量会因各人志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判断。何谓“真儒事，君知否？”有人以道德文章、济世匡时为己任；有人则只认“功名直如粪土，唯有儿女情长”。后者为民间最普遍的平民价值。倘若今人用现代的统计分析方法去“扫描”词曲歌赋的种种文本，就会发现铁板铜琶式的“大江东去”之豪唱，在文学史中之占据很小的“量”。绝大部分的词曲小令，都直接来自民间的俗词俚曲，多为脱口而出的即兴之作，歌吟的是最朴素的对生命的欲望与渴求，感悟的是奔来眼底的意象，那是人生中最堪留恋回味的瞬间印象。如“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宛似一幅淡雅而逼真的图画。

邓丽君的歌曲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侬艳而不失自然；婉约而不堕晦涩；轻柔而不失气格。即使是80年代后期大陆前卫摇滚的勃起，随之而来的是对“邓丽君歌风”的激烈批评，却也从不认为她有任何“淫词浪声”和低品味的撩拨挑逗。

汉族人的民歌传统，西北、关外及山东一带较为高亢阳刚；河南河北介乎其中；南方尤其是吴越地域则是一派轻柔妙曼。经邓丽君重新诠释的江南民歌《采红菱》，就直接继承了这种风格。至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都市时代曲，“因风飞过蔷薇”，到邓丽君这一代，则“又是一番新桃李”了。此时的大陆人民不论地处南北，都已被文革的大功率、强分贝的高音喇叭折磨得身心俱疲，无妨让“高亢”一边歇着去吧，他们只觉得邓丽君声线之甜美柔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他们对耳语式、倾诉式、微风细雨式的歌声颇觉受用，剔除了一切政治符号的旋律对众人的耳膜确乎有特别的亲和力和渗透力。且莫说城乡的男女老幼都喜闻乐见，连能歌善舞的边陲各少数民族在弃绝了汉化“革命歌曲”后，也极自然地接受了邓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