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半年后安排记者到各部委去调查，四大部没有一个部委执行这个文件，教育部说他90%以上投资在城市、在大学，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多少，只有百分之七点几，国家义务教育是有法律的，这个义务是谁的，是政府的，现在转嫁到农民头上了，教育收费、跑冒滴露倒很多。国家教委不同意投资转向农村基层，是因为那些在建的大学校园教学楼，不投资就成了烂尾楼，谁收拾，实际困难可以理解。

卫生部部在2003年发生非典中，中央要求把卫生防疫重点放到县以下基层，放到农村去，不行，卫生部长撤职了，换吴仪亲自兼也执行不了。非典要求建立防治系统，申报了50多亿元的投资，还是投到县以上了。这不能全怪中央，调查的结果，为什么下不来，是因为乡以下的卫生院全部私有化了，还有几个乡卫生院保留着是为农民服务的，还不都是为挣钱服务呢？村级卫生室也都是个体的了，怎么投？听说过把财政公共税收给私人吗？违法啊。

同样道理，文化事业开支它也难投入到乡以下基层，无论是电影队还是文化站全都是私有化了，站所的阵地都改成开买卖的、租房子的了，给谁啊？科技站有句话：远看象要饭的，近看是农技站的，以经营和卖药为主，也几乎不起作用了。中央说要改，但基层矛盾确实比较复杂，就象李昌平到棋盘乡差不多面对的局面。多年来不抓基层，不强调基层基础的稳固，其结果就是今天这个局面。上面有好的愿望优惠的政策但他下不去。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三农”问题是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还有第二个重要工作也是要给基层拿钱的，也拿不下去，国家以往给基层的投资，也投不下去，都给部门了。要把国家的支农资金投给农民及相关的小项目，请问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你们能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不怪政府不怪部门，不是说你们思想作风不转变，而是你们这儿有至少80万的农业人口，至少得有近20万户，至少得有几百个行政村，自然村恐怕有上千个（不了解情况，估计的），该给谁呢？给这个村不给那个村，他不闹，一闹不就出事了吗？我们多年来不重视基层建设，除了一些收费的热门部门外，其它的都是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村级经济组织几乎没有，剩下党政组织也没有一种健康的良性的组织发展起来，基层一级只是疲于奔命，中央想把钱下到乡以下，下不来。

象我们贫困县，发展缺资金，但要知道，我们国家整体上是缺资金的，但中央是捧着个大烫手的山芋，连财政资金到去年底的时候都是过剩，也不知往哪发。给我们？凭什么？给县政府，中央又没有这个精神。为什么我们现在上下不信任，是因为我们基层有大块工作欠缺，就是农民得不到实惠。你说你能，他不信。多年以来，上面许多好的政策设想，都不能落实下去。

这不能怪上面没有善良的愿望，也不是上面没钱，国家银行系统至少6万亿元贷不出去，他还得付给人家存款利息，所以银行系统为了自己少赔一点，压低存款利息，你还存，我就征你利息税。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存款率最高的国家，大约占百分之四十，我挣一块钱拿四毛钱存银行，花只花六毛钱。百分之四十的存款率，银行能不着急吗？贷不出去呀。民间资本也是严重过剩的，找不到出路的。我说不要以为今天还是资本稀缺，我们招商引资就要低三下四，错了，今天谁有资源谁就趾高气扬。你招商引资只要你说有多少资源，根本不用发愁资金。

我们工作找不到抓手，是因为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九十年代以来的招商引资，在过去的行为和思维惯性中没有转变过来，如果再按八十、九十年代的搞法再搞行不行呢？应该说连发达地区都搞不了。而且越是曾经高度发达的地方转型越困难。比如广东，过去吃地租，现在地租没了，珠江三角洲没有地了，过去吃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劳动力的转移成本他不管。受欺负、少薪水，过分变相的挤压结果也导致了民工荒，老百姓不来了。全国的劳动力流动总量增加，但那些对劳工待遇太坏的地方，劳工不去。吃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办法行不通了。

到广东讲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有点儿……它是落后的，是早期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这是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的。因为直接剥夺地租剥夺劳动者剩余价值，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这导致了广东的恶性病根。《天下无贼》中葛优科得好：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台下笑）。广东就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的，粗放式，其谈不上改革开放，只不过离香港近一些，香港将接受的日本制造业百分之八十五转移到了珠江三角洲，变成了香港接单，广东生产，外地人打工，把旧的土地变成了产房，吃地租。这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什么经验可循，而我们各地大量组织干部团到广东考察学习，学什么？学打劫？（掌）

这种招商引资绝对不符合十六大以来中央的指导思想，这个变化很大。所以我说，我们确实要看到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看到中央正在做出努力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增长，我为什么说一般的招商引资不行了呢，因为他确实过剩了，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般制造业的过剩。现在一般制造业已经濒临破产或者已经倒闭的企业占多少？60%。往往那些不发达地区来的企业家，很多他在发达地区企业面临破产，奔不下去，地价高，劳动力待遇不好找不到，迫不得已要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地价低，劳动力成本低），应该是他来求啊，你不必求他。这种一般制造业在广东已是市场严重饱和。2004年广东的春季交易会，衬衫是论公斤卖，平均价格是一美元一件，美国市场被中国产品撑到什么程度？平均每个美国人一年消费七件中国产的衬衣，十二双中国产的鞋（一个月穿一双），这不能当饭吃啊，谁能一年穿十二双鞋，这不是严重过剩。

这种情况下，这些一般商品的生产，它还有前途吗？它只有拼，比价格，但在广东不可能再低下去了，以致于有单子来我就生产，就招工，没单子来，继续关门，工人的要求什么都不管，广东的劳动部门拉着企业老总的招工团纷纷来内地招工，这种人我们能给他吗，回到家他总会找你算帐的。我们社科院在广东做过调查，发现90%的地方官员，主观上不执行劳动法，因为是无记名的调查，他说的是实话，因为如果我执行劳动法，严格执行合同，保护劳动者权益，我就无法招商引资，我这个地方产值、税收都下降。面对复杂局面，不仅是部门利益雷打不掉，甚至是地方利益雷打不掉，比如广东、珠江三角洲这个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就代表着本地的利益。你让他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不能代表，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大家如果认同党的十六大来以来的战略转变，就要认真考虑我们基层如何来做好工作。那么我就来讲一讲不同的地方如何稳定乡村如何开展工作，交流一点经验。

经验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自上而下。基层矛盾如果复杂化，上访告状的多，后进村多，基层工作班子建不起来，这种局面在传统落后地区比较普遍。有一个地方的做法比较有效，已在很多省推广了。最初是福建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叫李超的，开始他到闽北山区一个农业大市当市委书记，有13个县市区，674个后进村，上访告状弄得政府无法工作。他是组织部出身，来了后就在市委组织部建了一个下派干部办公室，把干部的三分之一安排到这些后进村去当村支部第一书记。我们这个党的好处，正象江泽民同志说的，他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不能下派村委主任，但我能下派党的干部 ，因为每一个党员在入党宣誓的时候，誓词中都表示要严守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组织纪律你必须遵守。基层矛盾非常突出时，象李昌平这样本乡本土的干部管不了，上隔一级下派一个，这是外来的政治资源，它跟当地的任何派性任何历史的瓜隔、任何宗教势力没关系，容易办成事。来了后，挨爱挨户吃派饭，所有的开支原部门负责，不从村里拿一分钱，而且一定三年，不许回来。组织部是管干部的，干好了，就地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职，这可不是农委，也不是农业局，是组织部。组织部长来当市委书记，就用组织部门来解决后进村问题。去了后就跟早年毛泽东搞土改一样，等于是来了工作队，访贫问苦，吃派饭，又不拿村里一分钱，老百姓都说好了，来了个青天。那些干部也清楚，干好了提拔，干不好就地免职。他的考核是由上面考核。还真能解决问题，上访率大幅度下降，后进村面貌大幅度改善。象黑龙江一次性拿掉这么多干部，干部资源不足，全国组织干部支援黑龙江，我过去的一个同事在中央工作，这次也去支援黑龙江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关键时候起作用了。自上而下解决了问题，同时派科技部门干部到这些村当科技特派员，帮助老百姓开发山场资源，干好了给奖励，干不好对不起你也要付出。接着就派流通助理、金融助理下去，相关部门做好配套服务。这种自上而下的办法是灵的（我们许多官员欢喜和知识分子聊天，那叫礼贤下士）。这个事第一次是我自己和几个部门的同志去调查了几个点。第二次，我派人去调查的，负责人就是李昌平，他熟悉基层。他回来说一是真的，二是有效。第三次去调查是总结经验。是两个青年学者关于归纳总结，蹲了20多天，回来后写了几万字的报告，形成经验。现在湖南、广东好多地方都在自发地推广。这个李超同志已安排为副省长了，可能还要提升为副书记。这个自上而下的办法关键一点是市委一把手挂帅，组织部操作，是决定性因素。

第二个经验也简单，叫自下而上。基层创造经验是有效，大家不要一筹莫展。我们在基层调查研究感觉到的好经验就是讲实际，少谈理论。中国农业大学一个年轻的女副教授，因为该大学和河南开封市挂钩，其下属十几个市县全都有该校下派的干部，她当时签合同后派的是焦裕禄的工作的地方兰考县，约130万人口，这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黄河河床比老百姓的地高6-20米，地上悬河，一发大水就是一大片。水患比我们县还严重。过去是风少遍地，水患频繁。也是国家的贫困县，和我们县有相似性。（我先讲自上而下因为其见效快，但自下而上是个慢变量，需要我们干部能耐得住性子，慢慢去工作。）这个女教授到县里后当副县长，县里对她的希望当然是招商引资了，动用你在北京的关系帮我们介绍。但她毕竟是老师，关系不是太多。她说我就做点别的方面工作。她到村里把那些妇女组织起来，搞那些腰鼓队、老龄协会、妇女协会、合作社什么的，还直接组织学生直接到村挨家挨户访问。她还动员县里的人大政协干部到村里和老百姓多接触。老百姓高兴，多年来没谁关心啊，这一活动联络，就把村里的良性因素激活了，党员的组织性意识强了，村里的各种样的精英分子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也调动了许多妇女的积极性，和村里对抗的人少了，村里的组织也健全了。有一男的嗜赌，夫妇俩常因这个斗嘴吵架，但妇女协会来了，阻止了。哪个地方都有这些个破事。调解工作不可能靠一个村主任，大量的农村实际工作要靠群众组织来解决。基层局面非常复杂。秋菊打官司就是说明这一点。要学学这个女副县长，理顺群众情绪，组织群众合作社等多种群众自发的合作形式，自下而上的形成组织，培育良性机制，解决自身问题，减少对抗，增加对话，接受上级投资，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农村的和谐社会就一定能实现。农村最容易实现和谐社会，免除农业税后，完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象城市，因为城市里有大量资本家，他和劳工是对立的。 毛主席说过，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任何时候都是千真万确的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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