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级学生入校后，普遍产生了一个问题，是校方和老师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经过严酷考试筛选，怀着“天之骄子”心态进校的77届新生与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之间的冲突在各个学校都发生了。新生对未经考试就读大学的人表现出公然的鄙视，“工农兵”们也不服气，学校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使双方相安无事。我们数学系教训新生的办法很特别，系上举行一次“摸底测验”，试题相当深，以至于大半同学不及格。这么一来，大家感到自己其实并没有多么了不起，也深感学习负担很重，自然失去了鄙夷“工农兵学员”的心思。

当年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是77届学生中出现了“陈世美”，一些人“中举”之前“落难”在农村或基层单位，草草结婚，生子育女，一进大学，周围是如花似玉、天真清纯的“小班”姑娘，情不自禁地燃起抛弃发妻，另度一春的欲念。记得那时学校领导、年级主任或班主任经常接待前来哭诉、哭闹的“秦香莲”，流言和故事飞快地在同学中传播。当年《人民文学》上有一篇小说“杜鹃啼归”，讲的就是这种事，影响很广。据我观察，我校的“陈世美”们似乎没有人成功地谋得新欢，除了暴露自己的不忠，只落得学校的处罚和同学的批评、议论。

经历文革摧残的大学校园在70年代末显得生机勃勃，思想空前活跃。最吸引我的是各种课外讲座，数学教授们的讲演我几乎一场不缺，值得回味的是，他们讲完专业问题之后，总要小心翼翼、自责地补充一句：“我这次没有阐述马克思《数学手稿》中的光辉思想，这是我今后要努力学习和改进的。”我读过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那根本不是数学著作，而是黑格尔哲学概念的搬用和演绎，但教授们感到不发挥马克思的思想总有一种罪恶感，就像几年前发言、写文章不引用毛主席语录就没有正确性一样。四川著名作家雁翼的讲演很大胆和刺激，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其实，历次运动整知识分子，下手的还是知识分子。”在讨论“真理标准”的开始，四川大学一位哲学教师来做报告，谈到她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似乎有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紧张气氛，我不明白，为了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

我们都有类似于劫后余生的感觉，特别珍惜现在的机会，学习极其刻苦用功。不过，据我的体会，数学恐怕是各学科中最难学的，因为面对数学的高度抽象和推理的极度复杂艰难，勤奋和刻苦基本上无济于事。特别是，因为合格的教师奇缺，急需人才，有关部门决定我们大班变为快班，用最难的教材，抽调本校最好的教师，把本来4年的学习任务3年完成。这一下，使不少人叫苦不迭。我周围的许多同学原先在单位都是佼佼者，听惯了赞扬的，现在学习吃力、掉队，内心的沮丧和折磨，我能够感觉得到。特别是，人们经常听到隔壁寝室里政教系的同学聊天、拉琴，感到非常不平，他们口出怨言：数学系这么苦，人家这么悠闲，到头来工资还不是一样？

又一个新的开端

不管是乐也罢，苦也罢，我在大学本科生涯还不到一半就离开成都到了北京，我被学校破格特许考研究生，于1979年秋季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这是又一个新的开端。北京的生活、气氛与故乡大不相同，尤其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节奏飞快，刺激性事件接二连三，令人目不暇接，有时甚至使人喘不过气来。比如，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前人山人海，“星星”画展叫人眼界大开。

开学典礼就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在一个豪华的大礼堂中举行的。当社科院一些领导从大门鱼贯而入时，我和其他人立刻发现了其中有王光美，他们缓步前行，和过道旁的同学一一握手，碰巧，我就坐在过道旁。当我和王光美握手时，听见她缓缓地说：“谢谢同志们”，感到意味深长。当他们就坐后，满场的人齐声喊叫，希望王光美发言，推辞几次后她站起来说：“我知道，同学们的热情，并不是冲着我来的。”这时刘少奇还没有得到平反，这一幕当然意义非同小可。

我所在的哲学系有一个“毛泽东思想”专业，其导师有哲学所的所长。他以前是部队的军级干部，他经常来和学生见面，说话大胆坦率。那时党内高级干部正在讨论和争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系列未定稿，他把各种议论、看法告诉自己的研究生，我们立刻听到第二手消息，引发种种兴奋和猜测。

从1977年开始的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是我的生活的一个新开端，它们刚好和我们国家告别过去，走向新的一轮现代化途程的开端相重合，我想，也许是凭这一点，我至今习惯于把自己的未来和祖国、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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