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灵与毛主席的“字”缘

回想起开国大典时的盛况，原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主任钟灵感触颇深。不仅是因为他是政协会徽和我国国徽的设计人之一，并参与设计、布置了开国大典的会场，还因为他与主席的一次“字”缘。

开国大典当天，钟灵正在忙着布置大典的休息厅，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急匆匆找到他，说是毛主席开会时要佩戴的红缎条找不到了，让他想想办法。当时，距开国大典的时间已所剩无几。钟灵立即跳上一辆吉普车飞速回到中南海瀛台的工作室，找出一个红缎条，用胶水写上“主席”二字，再撒上金粉，飞快赶到天安门交给叶子龙。这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正缓步向天安门走来。叶子龙立即把红缎条别在毛主席胸前。在开国大典纪录片中，毛主席上天安门时旁边有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小伙子匆匆跑过，那就是正给叶子龙递红缎条的钟灵。所有出席开国大典的中央首长佩戴的红缎条都是烫金印制的，只有毛主席胸前红缎条上的“主席”二字是手写的。

头戴八角帽的主席像

1949年9月30日晚，一幅高6.4米、宽5米的毛主席画像被高高悬挂在天安门正中门洞上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肖像画。这第一幅“天安门主席像”的作者是湖南画家周令钊。工人们为这幅巨像在天安门城楼东侧搭了三层脚手架，把画布架起来。一位搞古建筑的油漆师傅帮周令钊和他的助手打底子。每天周令钊都要爬到高架上去画，还要爬下来仔细端详，非常辛苦。9月30日午夜时分，周令钊被人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中央领导同志建议改动。周令钊立即赶到天安门，取像已经来不及，只好在城楼上用三个木梯子接在一起，周围用几个探照灯对着画像。周令钊爬上梯子，手里拿着笔、油桶、调色板、照片。梯子很窄，他只好改一点，下梯子换个地方，再上去修改。紧张的修改工作于10月1日天亮前完成，几个小时后，开国大典如期举行，周令钊这时才长出一口气。

信号弹绽开新中国第一支礼花

开国大典的最后一项活动就是放礼花。这是苏联顾问建议的，欲给开国大典锦上添花。任务由华北军区负责。经过观看苏联十月革命阅兵的纪录片，人们才知道放礼花原来就是打信号弹。大家都建议，施放礼花的点不能太分散，一分散，一个一个小火球就开不成满天的花了。跑遍京城，最后张桂文等人选定了中山公园和太庙(后称为劳动人民文化宫)两个地点，以此作为礼花花心，围绕天安门广场的四个制高点也作为施放点，正好可作为花瓣。施放礼花的小分队定为40个人一组，站队时站成双层圆圈，全部背朝圆心脸朝外，这样发射出的信号弹可形成复瓣，更像花的形状。6朵色彩绚烂的礼花在天安门上空升腾、绽放，欢呼声在群众游行队伍中此起彼伏。

幕后:阅兵方案中本来没有安排空军参加，开国大典前一个月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之日“空军也要出动”

当战车师进至天安门广场时，新中国空军分别以双机、三机编队，一批批接连飞临上空。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1949年9月1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传达中央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时说:“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日，除地面部队以外，空军也要出动。”本来，阅兵指挥部报给中央的阅兵方案中没有安排空军参加。但是在8月中旬情况有了变化，人民军队的第一个飞行中队已经在北平组建了，通过半个多月的试飞、训练，已经完全具备了升空作战能力。8月下旬的一天，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听取关于北平安全的汇报时，突然向在座的空军代表提出:你们能不能够组织一个飞行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当时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肯定地答复:可以组织一个小队，小一点的，大队也组不起来。

这样，就增加了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的精彩内容。一开始只安排9架“野马式”战斗机参加开国大典。9月上旬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南苑机场观看完飞行表演后，朱总司令用企盼的口吻说:“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什么飞机都行。”后来，又有两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三架刚修复的运输机、一架通讯机和两架教练机加入了受阅飞行队。军委航空局最后敲定，10月1日那一天，将有17架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这几乎是当时人民空军的全部家底。

开国大典那天，为了显示人民空军的力量，第一批9架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之后，兜了一个大圈，跟在教练机后面，又飞过天安门一次，给人感觉是共有26架飞机。而在场的外国记者也没能看出个中奥秘，他们在随即发出的报道中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