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7日，由中纪委、最高检察院、北京市纪委首批抽调的23名同志组成的中央联合专案组正式成立。刘丽英任组长挂帅出征。当天下午，中纪委401会议室，调查组召开全体会议。刘丽英环顾着在座各位，严肃地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起建国以来极为罕见的大案，同志们从各个岗位上被调到专案组，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中央期待着我们，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拿出最好成绩向中央和人民汇报。”刘丽英声音不高，但字字铿锵，在与会者的心中回荡。联合专案组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工作原则，并做到分工到位，责任明确，个个心里有数，就像刘丽英说的那样“一定要把此案办成木板上钉钉带拐弯的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联合调查组开赴南京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刘丽英的带领下，他们认真仔细阅读源源不断从各方传来的大量审讯笔录和最新调查结果，按照调查对象逐个地作摘录、做分析，按问题性质分类，拟定好调查计划、预审提纲。每个人的案头，都码放着厚厚的卷案，这样大的工作量，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

1995年1月6日，刘丽英等在南京完成了案头准备后前往案发地无锡。在无锡市委的专案工作组的努力下，新兴公司非法集资问题基本查清。江苏省有些同志认为，案子差不多查明了，可以休息了；有的领导出于怕影响经济工作，考虑到无锡市即将召开人代会，人民代表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案关心，需要有个交代；还有的认为李敏病死、邓斌患癌症，主张在12月底起诉邓斌、韩万隆等主犯。刘丽英认为，邓斌的许多问题现在已经查出，但是还有许多疑点没有得到澄清，要继续查下去，现在就此结案为时过早。她在一次调查组的会议上说，邓斌的行贿问题没有定罪，因对受贿一方没有进行调查，她的贪污问题事实不清；有的案犯态度反复无常，对有些问题的调查正在紧张进行；无锡市涉案的领导干部的问题基本没查；有关人员的责任没有查清，还有涉案的中央机关干部和北京市有关干部的问题，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和外省市涉案人员的问题也没有查清。如果就这样起诉，审判，即使依法判处邓斌等人死刑，群众也会说是杀人灭口，官官相护，保护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因此，不但不能结案，而且对涉案的江苏省管干部无锡市管干部的问题应加大查处力度，组织专案人员查办，对涉及中央机关干部和北京市有关干部的问题要加快调查速度。

刘丽英的话，得到了江苏省纪检委曹克明书记的支持。曹克明说:目前，无锡市乃至全省群众都在关注此案，案子是否办好，影响很大。特别是如果不将涉案的一些领导干部问题查清，给群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势必会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而且，随着查案工作的深入进行，案情逐步明朗，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已有充分暴露。如不尽快直接对这些人的问题进行查处，便会严重影响整个办案工作的进展。为了弄清事实真相，1995年元月11日，刘丽英决定提审在押的邓斌。

那天细雨绵绵，穿着厚厚棉衣的邓斌被女看守带进“特审室”。对邓斌的提审是极其艰苦且极其乏味的。审讯她的方案是缜密详尽的，审讯的阵容也是强大而精干的，先后有吴汝信、季克谦、魏善君、陆尔铭、黄利民、许卫东、袁陵、唐小英等十几名检察官。邓斌虽然不属于极其狡诈的一类，但她的精神防线却很牢固。她认定有人保她，拒不开口，整整僵持了7天，省市办案组势如破竹的外部攻势，审讯人员强大的火力攻势，使她深感法律的威严，只得交代出与北京兴隆公司的关系，并检举李敏、韩万隆、李允若的部分罪行。

邓斌的“软功”非同一般，而她“哭”的功夫特别地道。每次提审她都要哭好多次，且都是眼泪花花的，只是不时地透过泪水观察着检察官们的反应。邓斌虽然差不多每天都被提审，但今天她觉得气氛与往常又有些不同，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位有着花白头发、气度不同寻常的女同志。她看到刘丽英，紧张极了。“你是邓斌吗？”刘丽英目光锐利，透出一股威严。“是”。邓斌不敢正视刘丽英，不知怎么的，她一见到这个陌生人，整个防线全乱了。她真的不知道坐在她对面的就是当年审判过江青的女强人刘丽英。

刘丽英对邓斌的审问，使她确信她的“不能过早结案”的决断是对的。因为她已发觉了隐藏在案情背后的不为人知的蛛丝马迹。刘丽英要求检察官们，加强对邓斌的审问，要从她最要害的地方开刀。后来，检察官一口气报出了新兴公司前后3年的主要经济往来帐目，邓斌这才傻了眼，只得抹去泪水，老老实实地将集资始末按地域、事件、人头一块一块地交代清楚。邓斌还有一招:避重就轻，说别人头头是道，说自己推诿搪塞。为了表白，她特别强调自己于1992年上交了21万元红包的“廉政”之举。几位检察官抓住这21万元红包紧追不放，集中炮火猛攻。由此，几个集资大户和向邓斌行贿的大户便冒了出来，邓斌收受巨额贿赂的事实被突破。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内幕，就是这样被揭开的，而在这些葡萄串似的案中案里，最多的一条线索已挖到了第7层。

1995年4月6日，北京市怀柔县，一声沉闷的枪响惊动了全国。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了。王宝森的死与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有着连带关系。邓斌作恶的法宝是“金钱铺路，小卒开道”。刘丽英在江苏的调查中发现，为了能给非法集资开绿灯，邓斌打通了北京市委要人的关系，于是，刘丽英又把视线从江苏转到北京。年轻的厅级干部李敏是此案北京方面的关键人物，检察机关对他进行审查时，他仍然悠然自得。他心中有“三根柱子”支撑着他，一是他曾给北京市的一个领导做了5年多的秘书，后台硬；二是他反侦查能力强；三是他自以为对自己的问题已做好了手脚，不会败露。可是他哪里想到碰到了“铁娘子”刘丽英。刘丽英指示负责审查李敏的徐志森，一定要推倒李敏心中的“三根柱子”。

年龄不大，资历不深却颇懂审讯要领的徐志森，看透了李敏的心思，他随即调整审讯方案，终于使李敏的“三根柱子”轰然倒下。李敏乖乖交待了他收受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商界巨子周北方20万元港币的事实，又交代了收受周北方60万港币的经过。原来这80万港币是周北方为感谢李敏为他妻子、孩子办理移居香港的“辛苦费”。1995年3月13日，周北方在首都机场被捕。李敏的口供是个突破口，从他身上带出了周北方，从周北方身上又带出陈希同秘书陈建的受贿案。刘丽英对在李敏身上获得“信息”很是兴奋，她预感到如果这样深挖下去，一定会扩大战果。她指示办案人员对周北方、陈建进行彻底审查。通过办案人员对周北方、陈建的审查，从他们身上追查出原北京市某机关副处长，后来下海经商的胡某犯罪事实。继而根据胡某的交代，又追查出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等重大犯罪事实。揪住了陈希同的尾巴

王宝森畏罪自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涉嫌有严重问题而辞职，接受中纪委审查，这样陈希同的狐狸尾巴终于被揪住了。从邓斌案引发开来的“案中案”，震惊了全国，人们看到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倍受鼓舞。而作为查处此案的一线总指挥刘丽英感触很多。她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无锡非法集资案的彻底查处就是证明。在查案过程中，每到关键的时刻，中央领导都亲自听取汇报。从1994年11月上旬到1995年7月的8个月中，中纪委、联合专案调查组曾先后16次向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国务院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当查案工作深入发展，带出了周北方等人的贿赂案及王宝森、陈希同等人的严重问题时，中央领导同志态度坚决，明确指示:不管涉及到哪里，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严肃惩办。案中案挖到深处，多与非法集资本身已无多大联系，但通过对党政机关内部腐败分子的坚决查处，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为建立一个廉政、公正的政府形象谱写了新的乐章。

厦门远华走私案件在海内外引起震动。这是1994年以来最严重、涉及金额最大、涉案人员最多的套汇、骗汇、逃税、骗税案。在该案中，国家损失外汇金额高达1000多亿人民币，涉案者包括港台商人、外资企业、民营及国有企业人员及政府官员。为此，江泽民总书记和朱基总理批示一定要坚决彻底查清此案，挽回国家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