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葡萄之园，葡萄之远

作家已远，但村庄依旧。如今的温泉屯有2310口人，耕地5900亩，其所在的涿怀盆地与法国波尔多纬度相同，自古盛产葡萄，如今，温泉屯5900亩耕地，几乎全是葡萄园，靠卖葡萄至少是解决了温饱之忧。

标语里的信仰变迁

没有了“阶级矛盾”，没有了对土地和财富的激烈争斗，村民们的生活换了一种竞争方式，财富和知识被人们推崇。靠做发酵站，卖葡萄汁发财的赵子善是一部分人的“偶像”，他去年把家搬去了县城。

石锐家的三女儿石玉萍，“在广州住着，是个大博士，搞翻译的！”，最让村民念叨她的好处是，她还帮赵家的儿子在广州安排了份工作，赵家的儿子也是全村有名的大学生，去年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

村庄的政治中心村委会大院萧条已久，刘振是这个大院的半个主人，因为家里没有房子，他跟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儿子一起，借住在大队院里。

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有四大伟人的塑料画像、有用毛笔歪歪斜斜写着的“八荣八耻”，还有一张写有“珍惜每一寸土地”的宣传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还没有挂上去。”退休村干部韩才说。

小学校园是村子的地理中心，院墙上刷着的村务公开栏，详细地记录了村庄的政治生活，其中包括，计划生育指标安排、受补贴干部名单及标准、民主评议干部结果、五保户供养费发放、机动地承包费、水费、电费等。

但村务栏的内容已经被这样的广告所淹没:“婚庆录象，电话:×××××××”；“长城电器公司15周年大优惠，名牌洗衣机380元”；“100元包治风湿”……

60年前，贴满温泉屯的是:“咱们要永远跟毛主席走”、“土地还老家，大家有饭吃”、“拥护八路军”、“共产党万岁”……

标语的变迁，清晰地昭示着经济早已取代政治，成为乡村信仰的核心。

82岁的刘振始终都认为，他的土地是从丁玲她们那帮人手里得来的，“是共产党分给我的，是毛主席给的。”年年给党交粮食，天经地义，交多少都不该有怨言。

可以这样认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世界的生活逻辑就是政治的逻辑，后来，尽管在制度上集体化已经不存在了，但农村世界稳定的惯性，让后集体化时代的温泉屯的村民仍然保留着集体主义的意识，保有对国家、村庄的认同。

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年轻人开始当家，彻底的转变终于完成，经济上的得失逐渐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然而这个过程仍然比城市晚了近10年，农村世界不计回报地为整个民族和给予过它土地的政党，默默奉献了半个多世纪。

穷人与富人

和很多农村不一样的是，即使进入了新时代，最能给温泉屯带来财富的，依然是土地。多一亩地，意味着每年多收3000~5000斤葡萄，意味着每年多5000~8000元收入。

葡萄给温泉屯带来了财富，但村里依然有穷人和富人。穷人都是地少的或者没地的，“少地没地的，大都是自己太懒，不愿意种，或者是打麻将输钱，反正是把地卖给了别人。”韩才如此断言，因为，1986年分地时，是全村人眼睛都看着的，当时全村所有财产，包括3000多亩地、果园、马车等，平均分成股份，男劳力分3股，女劳力分2股，一股大约相当于2亩多地，没人觉得不公平。

但是，种葡萄是个费劲的农活，每年从4月份清明时节开始刨葡萄，接着要追肥、拔芽、绑葡萄、打药、收葡萄，一直到卖葡萄，差不多就10月底了，属于农闲的只有4个多月。人稍微懒点，就不愿意种。

如今，村里地最多的一家有50多亩，最少的1亩都没有。没地的，要么去城里打工，要么就在农忙时候，去别人家葡萄园打短工赚钱。“旧社会的地主，土地也大都是这么来的，经过祖祖辈辈的积攒，才成了地主。”韩才说。

而富人则分两种，一种是地多的，每年一家人光收葡萄，也能收入四五万元。另一种是被村民们称作“经济人”的人。这些人信息广，在外边认识客户多，成了买卖葡萄的二道贩子，有钱的建起了大冷库，除了自己家卖葡萄赚钱，还从别人的交易中提成。

40多里外的长城葡萄酒公司是全国闻名的大企业，温泉屯的明珠公司就是长城葡萄酒公司的分厂。厂子先把村里的葡萄收起来，做成葡萄汁，再运到总厂做酒。跟公司里有点关系和门路的人，就都成了经济人，每年从葡萄交易中就能赚取不少利润。

不过，更富一些的，还是外地人。前几年，有个香港老板跟乡里签订合同，承包了村头的几千亩荒山，不到几年，荒山就都开成了葡萄园，“他们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葡萄品种也好。”村民们羡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