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建设与房地产管理系副教授齐坚解释:“过去外销房被称为高端物业，现在按照价位划分，单价3万元以上的应该算‘高端’。这部分物业的比例不高，约占全市物业总量的10%~15%。”

不少高端小区都有像袁桂君一样的“新士绅”在行使管理者职能。常德路静安枫景苑的业委会成员中有地产公司老板，也有银行行长。15位成员中半数是企业高管。他们被分编为4个小组:财务组、物业组、秘书组和协调组。

协调组的工作主要是与开发商进行沟通，该组成员中有位房产公司老总，熟悉房地产行业背景、法律细则等专业知识。

小区业委会主任吕俊表示:“在业委会里，每个人都能发挥所长，这样管理业委会就像运作一家公司。”而他本人是某大公司董事。

长寿路的上海知音苑业委会主任陈浩，是一位定居上海的美籍华人企业家。有一次他在法国巴黎出差，小区里遇到一件事急需业委会开会决定，一个电话就将陈浩召回了上海。

齐坚认为:“‘士绅治理’，代表了社区众多自治模式中的一个发展趋势。我国中产阶层队伍正在壮大，他们衣食无忧之后有了政治诉求，自治意识正在觉醒。”

褒贬“新士绅”

“新士绅”阶层对于社区管理到底有什么特殊影响力？齐坚认为，他们的特殊影响力，或者说“权力”，来自私利与公利的一致性。“将小区品牌整体提升了，有产者所持有的物业才能升值。”

“汤臣中心”业委会与物业之间为一些琐事扯皮已经延续了十来年，矛盾一度激化到写信给市长的地步。袁桂君不是业委会成员，但他凭着“士绅”的声望，硬是从一个谁也不认识的老头变成了双方矛盾调解的主持人。“这是一种民间力量的渗透，客观上也起到了为政府解围的作用。”季方如此评价。

“我为什么要当业委会主任？很简单，当初业委会成立时，我在小区的房产最多，当然要多想想怎么为小区保值、增值。”陈浩说得很直白，他在上海知音苑有6套房子。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卢汉龙总结出的“新士绅”，特点是“有公心、有时间、有闲钱”，不求回报，才有威信。“他们还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江临天下”社区物业管理处主任胡继业说:“老袁最近对物业和业委会的研究上瘾了，他是带着如何协调两者关系这样的课题去研究的。过段日子，他还要去另一个小区调研，那里的课题是如何在业主中有相当比例外国人的情况下成立业委会。这也是为政府填补了管理真空。”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就有乡绅、士绅，他们在民间自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我国本来就有‘士绅社会’的传统。”但是，卢汉龙认为，现在的“新士绅”与费孝通最先提出的“乡绅社会”有所不同，现代社区的结构日益复杂，正从“农村版”走向“城市版”；社区工作内涵在丰富，边界在扩大。“‘新士绅’作为某个领域比较成功的专业人士，可以对社区管理进行相关专业支持。”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社会学家顾晓鸣则从企业精英的社会责任角度阐述了“能人治理社区”现象:“企业家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素质、追求，希望能将管理才能有所表达，比一般的老百姓更热衷于公共事务。”

但是，他却认为“新士绅”的提法欠妥，“‘士绅’是一种历史状况，媒体制造的所谓‘豪门’、‘士绅’概念，都会错误引导社会价值观，不能妖魔化企业家。”

“对于企业家担任社区的居委会主任，也要将他们与大妈、大婶们一视同仁，放在同一平台进行观察，我们不能否定‘居委会大妈’的功绩，同时也要看到企业家加入居委会管理队伍对这支团队整体素质的提升作用。”

另一方面，顾晓鸣也不认可“高端社区”的概念，他认为富人区与穷人区的混建更利于社会和谐，“一个小区里只有‘大佬’、‘士绅’聚居，那是非常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