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大邑县农工部、县农办工作十几年的冯春洪，如今已经 78岁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当时社员入股的土地全部打乱，都归生产队，个人能有一点自留地，“一个农民也就是分儿把田(即一分地)的样子。”大邑县蔡场镇万延村村民胥加兴1953年出生，12岁的时候就开始干活挣工分了，一直到1978年结婚时还是一贫如洗。1978年分家的时候，胥加兴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们一家三口人，只分到了 45斤米。 “分田单干，包干到户”1978年，还在为集体干活的万延村村民胥加兴，经常盘算哪里才能借到粮食，他甚至决心不再生第二个孩子了，“生了小孩就得给东西吃啊！”就在胥加兴找不到出路的那会儿，远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 18户农民决定冒险:分田单干，包干到户。

“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们的小孩抚养到 18周岁。”像地下工作一样靠单线联系、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开会的18个人，在摁满手印的“秘密协议”上如此悲壮地约定。第二年，小岗全队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的总和。小岗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2800斤，过去 23年颗粒未交，当年上交的粮食超额7倍多。全队农副业总收入是上一年的18倍。最先试图寻求体制突破的并不是小岗村。早在1956年，温州永嘉县就曾经探索过包产到户。人民公社20年间，类似于包产到户的尝试屡禁不止，但从未得到过中央层面的政策松动。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分田单干”“包干到户”还是中国农业的“禁区”。当年，中央多次发文，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丰收后的小岗村人，在质疑声中战战兢兢。终于熬到了1982年。这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年底，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达到7 8.8%。

这期间，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蔡场镇万延村，曾经属于刘文彩的五六十亩土地，再次分属于不同的农户，各自拥有使用权。村民胥加兴就这样分得了五亩原来属于刘文彩的好田。 “终于没有约束了，想咋搞就咋搞。”饿了几十年的胥加兴，迫不及待地想要填饱肚皮。当年，甚至把土地“照顾得太好了，肥料也上多了，开始几年的收成并不是很好。”回忆起2 0多年前的情景，今年56岁的胥加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反复摸索几年才有了经验，后来收成就越来越好。”到1984 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99%以上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与1978年相比，这年的粮食增产近四成，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近两倍。当年，国务院向世界粮农组织公布，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有了饭吃的胥加兴，又开始琢磨土地上的生财之道，梦想着能向刘文彩当年那样自由地依靠土地积累个人财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胥加兴开始种蘑菇， “一亩地可以赚几千块钱。”胥加兴说，“一个平方可以捡15斤蘑菇，一斤蘑菇能够卖到2元钱。” 还权赋能？200 9年8月20日下午，闲在家里的胥加兴坐立不安。往年这时，胥加兴还在外面，“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抵一亩地一年的收成。 ”今年养病没能出去，“光治病就花了两万多，现在还得吃药，每个月药费要五六百。”打工20多年了，突然闲在屋里，胥加兴很不习惯，他想再承包点地种蘑菇或者其他什么。

老伴和女儿都反对:一来年纪大了养病要紧，二来没有好项目赚不到钱，就是种蘑菇也比不上20年前的收益了。其实胥加兴更希望能够把田地流转出去:“自己不用操心，还有收入。”可是村民宁可外出打工，也不愿意承包土地，“承包一亩地一年要交一千元，少了没效益，多了没本钱。” 当年属于大地主刘文彩的那五亩好田，如今只能带给胥加兴一亩地800元的利润，而他家六口人也只有五亩这样的地。他完全没法体会刘文彩当年坐地生财的豪情和富贵，“只是算算账而已，我们其实是不卖粮食的。”然而，土地上不仅能够生长粮食，而且还能长出大片的工业和城市。

就在胥加兴不断重复“种地+打工”生活的这二十多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而城市规模也在快速扩张并不断吞并农村。土地作为升值最快、最稳定的生产要素，也成为利益相关者追逐和争夺的对象。有统计表明，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农民承包的土地有偿使用的比例逐年大幅提高，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累计5.2万亿元。其中，1 987--2001年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其中70%以上是政府通过征用的手段，从农民的承包地中征地。

高额的土地收益并没能转化为农民手中的财富。在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下，农村土地进入市场需要先由政府征收，再挂牌出让，征地价与出让价之比为1:10。由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编写的《2005农村经济发展绿皮书》显示，中国大部分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比例为: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 0%。从征地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增值巨额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和地方政府所得。

不过，这种状况有望得到改善。就在胥加兴百无聊赖地在家门口扎扫把的这个下午，大邑县蔡场镇万延村的承包地实测确权工作正在紧张地往前推进。“ 成都市要求九月底完成，确权颁证工作年底结束。”村支书罗学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承包地确权之后，农民自己可以作为主体自由流转土地，比如转让、转租、抵押、继承等。”万延村正在进行的承包地实测确权，是成都市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部分。按照成都市政府的思路，要通过确权，在克服产权缺陷基础上，通过土地市场引导土地流动，从而扩大农业规模生产。此外，通过引入其他权利，把土地市场与农村金融市场连接，从而使农民手中的土地获得更高的配置效率和资产权益。这也是成都市城乡统筹综合改革的一部分。成都试图通过“还权赋能”，适当增加农民和农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收益的份额。那么，此次改革能否真正让胥加兴这样的农民坐地生财？只有未来会提供真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