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一年的会长任期很快就结束了。2000年,学业有成的周伟东回到了国内，在广州市的东南郊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家四口人开始在新的社区生活。这里跟日本的“松代三丁目”社区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妻子吴晓利的印象中，刚入住的时候，“除了蚊子什么都没有”。由于治安不好，家家都装了防盗网，“远远看去就像一间间班房”。

更让人担忧的是，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牢笼，让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邻居不越雷池一步。“中国当下社区的状态，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吴晓利说。在这里已经住了8年，她不知道同一楼层的邻居姓什么。整个社区只认识一个朋友，还是因为孩子在一起上学才认识的。

“如果说日本社区奉行的是鰯文化，那么中国社区又是哪种鱼呢？”有人这么问海洋研究所的周老师。

“很难说是哪种鱼。”周伟东沉吟道，“有时候像是羊群，很温顺、温和，但必须有个高大的头羊统领才能团结到一起；有时候又像林子里的鸟，觅食的时候临时聚在一起，一旦受到惊吓，各自飞。”

这些都是周伟东的切身体会。

起初他和别的业主一样，也觉得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必要。在最初的几年中，这里的物业公司服务尚可，卫生和安保也算到位。尽管周伟东觉得部分服务定价有些高，比如换个灯泡要20元，但他也觉得还能接受，最多自己装就是了。

到了2007年夏天，麻烦来了。开发商卖出了第三期房子，其下属的物业公司随即贴出通知，一期二期的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元。后来老业主们又发现，原先按照规划，三期的房子最高18层，结果开发商不知为何获得了新的审批，要建到23层，而且相比原先的楼距，挪近了许多。这势必影响到采光和通风。更可怕的是，开发商打算铲平街心花园所有的喷泉和植被，挖一个大坑，建一个覆盖全社区的地下停车场。

老业主们不干了，他们开始维权。随着有传言说，“部分维权的业主被打”，这个500多户人的社区业主分成了两派。“主战派”打算通过拆工地围墙的办法阻止开发商施工；“主和派”则开始着手筹备业主委员会，试图通过合法的手段维护业主权益。

因为有在日本当自治会会长的经历，周伟东被一些筹备组成员拉去做了“顾问”。

不过，当这位试图移植日本社区经验的博导刚说了几个例子，几位领头的业主就打断他，都说:“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周伟东不信，他跟着筹备组的成员去敲业主的门；他塞传单请人开会；他坐在楼下守着，等待回家的业主签字。可是在很多业主脸上看到的都是“不耐烦”的表情，“好像不是为大家维权，倒像是来逼债的”。

此时，这位曾经的自治会会长不由得想:“在日本做件公益的事可真轻松啊。”

最终，主和派因为没有拿到足够的票数而没能建起业主委员会。倒是主战派取得了战果，两次拆掉了开发商建起的工地围墙。

这使得周伟东不得不感叹:“难道在中国维权只能通过极端的手段？”

很快，业主委员会筹备小组不再开会，“顾问”周伟东也随之退出。“我也管不了。”他苦笑着说，“说到底，我也是那只林中鸟啊。”

最后，一位退休的老太太成了筹备组的“看守内阁”。“一位只是小学毕业的老太太。”博导周伟东强调说。

不光是文化差异

温秋华住在周伟东的楼上，他是业主委员会筹备小组的11名成员之一，时常和周伟东聚在一起比较中日社区间的差异。“我觉得周老师强调的文化差异的确存在，但却不是业主委员会夭折的唯一原因。”他说。

作为筹备组成员，他掌握了一些周伟东并不清楚的信息:

一、有公益心的中国人不是没有。早在2004年，社区里3位热心的老人就试图建立业主委员会，这个由老教师、老工人、老导游组成的团队首先找到街道办事处提出筹建申请，结果街道答复，需要50％以上的业主拿出房产证原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老人们的尝试就此作罢。

二、随着8名年轻业主的加入，2007年,筹备小组成员增加到11人。他们再次找到街道办事处，得到同样的答复。有律师到房管局咨询得知，不知是街道办事处理解错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并不需要达到那样的苛刻条件，只要提供复印件即可。由此，筹备组很快完成了相关要求。

三、如果不是街道办事处只给业主两天的投票时间，业委会成员完全能够获得足够的票数，因为当时只差30多票。

四、街道办事处的办公室是由开发商提供的。

温秋华有时候也问周伟东:“您别老说文化和国民性，我就想知道日本的基层政府和自治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据悉，事实上早期日本小区自治会的作用主要是为住户争取各种权利。那时，自治会需要做的多是与政府谈判之类的工作。例如为居民解决子女入托、入学等问题。但是，随着政府行政职能的细化和行政服务质量的提高，政府已经能够在自治会“争吵”之前尽量解决新入住居民的各种问题。这样，自治会的职能也开始退回到原有的“自治”领域，开始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如防卫、保洁、亲和、陈情等。在这里，自治会主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服务功能，一种在政府的行政服务之外的独立服务体系。这就形成了一种政府与自治会同时从不同的角度为居民服务的格局，而居民成了受益最大的主体。

无论是周伟东还是温秋华，他们在这一轮的尝试中都无奈地发现，不要说跟自治会相比，就连成立业委会都很困难。

广州因为毗邻香港而成为中国内地最早萌生业委会的城市，但有数据称，直到今天，广州城数千个楼盘中，能成立业委会的也不超过10％。

“我承认中国人的文化有点散。”温秋华说，“正因为如此，业主维权和成立业委会才更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推动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