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代三丁目社区的主妇们在一起做料理

“他担心这种自告奋勇会让我误解成‘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不适合干会长’。”在日本待得长了，周伟东也能体会到日本人出于尊重对方的良苦用心。

会计也是自治会中一个重要而烦琐的职务。虽然蒲地先生是那种爱开玩笑的日本人，但一到对账的时候，就立刻“切换”到那种“傻认真”的状态，每笔账都核对两遍，叫人不得不特别地认真起来。

作为一个完全自治的社区，每家每户都会被分配到清理垃圾场等工作。那个七八平方米大的垃圾场，共分为3格，各家倒垃圾时早就分类装袋。“但有时难免有野猫抓破垃圾袋，流出些汤汤水水”，于是社区内各家轮值，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去清扫。

“你问干净到啥程度？”周伟东的妻子吴晓利笑道，每次扫完以后，社区的孩子们会蜂拥走进三面围墙的垃圾场，扶着矮墙玩独轮车。

会长这个“头儿”当得实在轻松

做了几个月的会长之后，周伟东愈发觉得在日本这种居民自治方式下，会长这个“头儿”实在轻松。

首先，在完全自治的社区里，会长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和决策权，很多时候只是会议的召集人。通常开会的时候由会长提出动议，然后由委员们进行投票。如果会长愿意也可以加入投票，但这个票和委员的票是等效的，根本没有所谓“一把手”拍板的权力。

此外，会长需要监督会费的使用情况。很多时候只要按照惯例处理即可，如果出现新的预算，则必须召开会议通过全体会员的表决。

不过，从记事本的记录来看，身为会长，每年都必须提一条新的动议。按这位中国人的理解，就是“新官上任必须烧三把火”。不同的是，按照惯例，“不烧火不行，烧两把也不行”。看明白之后，周会长就一直在琢磨:“作为外国人，能提出什么样的好动议呢？”

有一位委员建议他，可以把社区内过于繁茂的樱花树修剪一下，以防台风来袭时，伤及房子和行人。

这算是周伟东当会长期间最大的政绩了。有些樱花树确实长得过高，过于靠近房子，但对于这片置身在树林中的社区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工程。

但没想到，等到告示一出，整个社区都出动了。100多个劳力，花半天时间就修剪完了。修剪后清扫满地的树枝，那是妇女们的工作。老太太们也不闲着，忙前忙后，端茶送水。

经过这次集体劳动，周伟东才意识到，为什么他们的社区没有物业公司，却照样干净整齐。

周伟东还意识到，原来，以往每月一次的小区大扫除和每年两次的小区聚会，自己家总是缺席的。过去几年中，自己家应该包干的草地都是别人主动帮着割的，甚至“都没有人含蓄地提醒过”。

有人说:“这样好啊，割草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去了。”

“可是入乡随俗啊，别忘了这里是鰯文化。”周伟东说，“文化就是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并以此为荣。”

他举例说，比方社区集体割草那天，家里来了客人。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有客人就不去了，邻居也能理解。在日本却倒过来，客人一旦发现外头有人割草，会自己起身，找个理由说:“我该走了。”

在周伟东看来，这种自觉和认真细致的公民文化还杜绝了腐败的可能。

比如，鉴于会长的记事本记载得如此细致，想要私吞会员的会费，就必须做假账，这难度非常大。

第一，很难逃过会计的眼睛，蒲地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一核对账目时那种认真的眼神，对任何一个要做假账的会长都会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第二，商店，哪怕私营商店，要他们开假发票也难。

第三，一旦败露，哪怕是一点小利，这个人就没有脸面在大集体文化的日本群体中待下去了。

周伟东就认识一个日本籍台湾人，因为在学校课程安排中占了点小便宜，结果被大家知道。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法在这所大学评教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