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邓玉娇自由了

6月16日上午，巴东县法院那个能容纳50余名旁听人员的一号法庭中，庭审当天，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两家中央媒体，以及湖北卫视、恩施电视台、长江巴东网等几家当地媒体留了8个旁听席位，其他媒体只能在庭外焦急等待结果。

在法庭上，邓玉娇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成为焦点。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邓玉娇的辩护律师汪少鹏和刘钢为邓玉娇做了无罪辩护，汪、刘两位律师强调，邓玉娇的防卫行为是适当的、适度的，并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邓玉娇的行为同时也符合《刑法》第20条的规定，具有无限防卫权，不应负刑事责任。汪少鹏和刘钢两位律师一直对媒体保持低调与审慎，这两位对邓玉娇会见过四次，做过三次笔录的律师对于邓玉娇案的操作方式，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是“成熟且漂亮的”。

案发时，对邓玉娇的性侵犯到底到了怎样的程度？一直为各方关注。但是庭审当天，对性侵犯，辩检双方并未过多展开。

最终，巴东县人民法院认为，邓玉娇在遭受邓贵大、黄德智无理纠缠、拉扯推搡、言词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被告人邓玉娇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案发后，邓玉娇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经法医鉴定，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据此，巴东县人民法院判决对邓玉娇故意伤害罪成立，但免予刑事处罚。

此判决也让长久以来关注此事的网友、法律界人士惊喜之余，也有跌破眼镜之感。争论从未停止。持续关注此案的北京律师刘晓原称，邓玉娇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构成要件，同时没有超过必要限度。

但此次法院起诉书对于邓贵大、黄德智的行为，依然没有定性。一些质疑的声音指出:如果定性为强奸，邓玉娇则具有无限防卫权力，不构成犯罪；如果定性为对邓玉娇的故意伤害或别的行为，则应追究黄德智的刑事责任。

6月16日上午11时多，邓玉娇的继父谭支波给依然在巴东县人民法院前门守候的杨红艳等邓玉娇的好友来电称，他们与邓玉娇已从巴东县人民法院后门离开，稍后邓玉娇会联系她们。

一个多小时后，邓玉娇给杨红艳来电称，让姑娘们去爷爷邓正兰家见个面。下午1时多，杨红艳她们在邓正兰家见到了邓玉娇，“她看见我们就哭了”，几个好友抱头，眼眶湿润，这是她们在邓玉娇案发后的第一次相见，“中间她被监视居住时，我们都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也没有过联系”。杨红艳说，邓玉娇与她的家人、好友，对此判决很满意。

“她瘦了一点。以前她跟男孩子一样，看见我们就激动得大喊大叫；现在她挺斯文的，也懂事了挺多”，杨红艳称。那顿饭，姑娘们一直吃到下午4时多，她们都避免跟邓玉娇提及与案件相关的一切。其间，邓玉娇特地换上一件平时喜欢的短袖夹克，让《南方都市报》记者拍照。

当晚8时多，姑娘们拎着蒙牛早餐奶、QQ糖和水果，一起又去了邓正兰家看望邓玉娇。这次会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此后，她们基本每天都互通电话。

我国法律规定的上诉期为10天，杨红艳提及，目前邓玉娇还是在她爷爷邓正兰家居住，心情还未完全释然，等这10天过后，她会真正地自由行动，“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

目前，已有许多热心人士给杨红艳来电称，愿意资助邓玉娇以后的生活或个人发展。“我能自己照顾自己，这段时间来，给所有人添麻烦了，谢谢大家！”邓玉娇让杨红艳代为转答。

6月20日，是杨红艳的生日，邓玉娇给她打电话说:好想跟大家一块出去玩啊。■

一位小镇姑娘的痛史

幼年父母离异，少年父亲去世，中学中途辍学。从一开始，命运似乎对小镇姑娘邓玉娇特别不公。她的未来呢？

撰稿·贺莉丹(记者)

小镇姑娘的打拼岁月

对于22岁的邓玉娇而言，生活中一直有挑战需要她去面对。在邓玉娇1岁多时，父母离异，其后她的父母亲又各自组建了自己的新家庭。

在儿时，邓玉娇一度住在她位于木龙垭村(一称龙垭村)的外婆秦尚菊家，这是一个深山环抱中的小村落。巴东警方所公布的这个邓玉娇的居住地实际上是张树梅的娘家与邓玉娇的户籍所在地。

在邓玉娇的继父谭支波的记忆中，大约从4岁开始，邓玉娇便跟着母亲张树梅与他一起搬到了野三关镇竹园淌村居住，这是因为，竹园淌村交通相对于龙垭村更为便捷，孩子们往后念书也方便。再长大一点，邓玉娇有了一个小她4岁的弟弟谭鹏。约有100来户的土家族村落竹园淌村，距离野三关镇大约20多公里，开车需要40多分钟，“路况很不好”，谭支波强调。

土家族集聚的鄂西南集镇野三关镇，宛如一条狭长的腰带，镶嵌在挺拔青葱的崇山峻岭之中。从巴东县城抵达野三关镇，海拔是慢慢攀升的，所以，当地人说要去巴东县城以及海拔更低的地方，往往使用“下去”这样的词汇。而野三关镇上的年轻姑娘们，往往怀揣着美好的梦想，在年轻时都想“下去”，到更繁荣的城市去闯闯，见见世面。

邓玉娇念到初中时，她的亲生父亲因为一起车祸不幸罹难，这对邓玉娇的成长造成一些影响，等到她升了高中，只念了不到一年书，邓玉娇便离开中学，17岁的她，“下”到福建一家鞋厂打工，工作内容是缝鞋。2007年，邓玉娇又转道去了浙江打工。

2009年5月下旬，跟记者提及邓玉娇时，谭支波的眼眶依然会微微润湿。从浙江打工回来以后，邓玉娇还和母亲张树梅一起到野三关镇上逛街，给谭支波买了一件外套，这让谭支波深感欣慰。

这位41岁的土家族汉子，看上去总是寡言，在妻子张树梅为女儿的事情奔波时，他总是默默地支持。对于这个女儿，谭支波心中是怜惜的，虽然这位偏向沉默的继父不懂得如何表达，但“心里觉得孩子是可怜的”。

平时，谭支波抽一点烟，但绝对不喝酒，他常开着他那辆红色的桑塔纳出租车四处招揽生意，常常是早出晚归，风雨无阻，这样打拼，每个月大约有2000元至3000元的收入。邓玉娇的弟弟谭鹏在读了一年半高中后辍学，跟他叔叔在广州做电子模具学徒，每个月大约有七八百元的收入，即便今年大过年，弟弟谭鹏也未曾返家。

2005年，张树梅来到了野三关镇上，她在野三关派出所帮忙做了3年的饭，邓玉娇便这样跟着母亲来到了野三关镇上，他们一家租了房子，在镇上居住。

谭支波说，大约两个月前，他的妻子张树梅去了野三关镇上的一个面包店，还是帮忙做一日三餐。在谭支波看来，他们家的条件，在竹园淌村里算“一般的”，而他本人在邓玉娇出事前，正在构想着能否在野三关镇上买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身为一家之主的他，长久的梦想。

但是，女孩邓玉娇的许多经历，并非为她的父母亲所知。不擅言辞的谭支波也承认，他对于女儿邓玉娇和儿子谭鹏“都关心不够”，在以往的日子中，初中还没毕业就在外谋生的谭支波将自己绝大部分的精力贡献给了这个小家庭，就连邓玉娇的失眠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也是听她妈妈说的”。

而据邓玉娇的友人透露，邓玉娇曾经有过两段随风而逝的恋情，但母亲张树梅并不知情。“邓玉娇没有谈过恋爱！”张树梅依然这样告诉本刊记者，语气笃定。至今不懂上网的张树梅与谭支波更不清楚网络世界中对女儿邓玉娇描绘的虚虚实实。

邓玉娇的当务之急——

治好失眠症

2006年，杜颜若(化名)与邓玉娇相识，在杜颜若的印象中，大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邓玉娇深受失眠症所困扰，每天晚上，邓玉娇都如临大敌，毫无睡意，白天则深感疲惫。

应该说，从2006年至2007年，邓玉娇的失眠症都很严重，那段时间，“她的脸色看上去黄黄的”，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本刊记者曾为此细节向邓玉娇的诸多好友以及邓玉娇的父母亲求证过，均得到确认。

2007年中，大约有十几天的时间，邓玉娇与杜颜若等一些玩得来小姐妹居住在一起，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常常在深夜时分，姐妹们起来上洗手间时，却看见邓玉娇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那时，她要不就是看电视，要不就是独自饮泣。

“她晚上通宵睡不着，白天也睡不着，24小时都是！”杜颜若叹息，好朋友们都劝邓玉娇“去看医生”。

好友们几乎都知道邓玉娇失眠的事情，邓玉娇与母亲搬到野三关镇居住后，她始与友人阿萍相识，阿萍也知道，“她(邓玉娇)100%失眠。她天天在吃药，蛮多的药，她跟我说过，医生说她有忧郁症和失眠症，也开了药”，因为当时阿萍并不懂得“忧郁症”是什么，所以，“忧郁症”这个名词，阿萍一过耳就记住了。

邓玉娇的包包里常随身带着药，杜颜若记得，这些药共有3种，“她自己说过，这是治疗失眠症和忧郁症的药”。这个说法，也得到了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的承认，“邓玉娇是有失眠症、抑郁症”，张树梅多次表示。

也正是为了治疗顽固的失眠，从今年年初开始，邓玉娇又回到了野三关镇上。在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以及邓玉娇的多位好友看来，治疗好她的失眠症，是邓玉娇今后人生中的当务之急。

由于邓玉娇失眠症一度没有得到改善，到了今年3月5日，一个星期四，张树梅带着女儿邓玉娇到位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的恩施州优抚医院，并做了血液及脑电图检查。记者看到这份检查报告显示，那次，邓玉娇在优抚医院登记的名字是“邓子淇”，她用了这个她一度准备改的名字。

也许是3月份那次优抚医院的医生开的药比较有效，之后，邓玉娇晚上能睡着了，脸色好了很多，“精神也好些了”。

邓玉娇在“梦幻城”KTV的工作，最多到晚上12点至凌晨1点可以结束。一般而言，她每个月能有1500元至1600元的工资，干得好的话，能多上一两百元。但最为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邓玉娇在白天基本上可以休息，晚上上班也就几个小时，“这份工作，对她养病是好的，不怎么累”，杜颜若很赞同。

邓玉娇的精神病鉴定结果也有了结果，显示，邓玉娇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这个“心境障碍(双相)”，让邓玉娇的许多好友听来陌生。

尽管邓玉娇为此症备受困扰，但在邓玉娇的一些好友看来，邓玉娇与她们的交流并不存在障碍，相反，她们之间的交往是轻松自如的。“我没有感觉她精神上有问题”，阿萍斩钉截铁地坚持。

但是，直至事发之前，母亲张树梅并不知道邓玉娇在鱼龙混杂的“梦幻城”上班，邓玉娇的家人更不知情。“等孙女完全恢复自由以后，首先是治病，这关系她的一生。病治愈以后，再让她找一份好的职业，绝不再让她去那种‘下三烂’的地方，要远离那种地方”，邓玉娇的爷爷邓正兰，这位在在法院工作过十几年，从法院庭长岗位上卸任的老法官在孙女重获自由后，也对媒体这样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