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孤岛巴东

大约从5月26日开始，巴东县城几乎是全城“严阵以待”。这个时期，其他与邓玉娇案相关人等，均不再露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德智、邓中佳的手机均处关机状态。据传黄德智在宜昌的医院进行治疗，但自案发以来，黄德智从未公开露过面，同样没有出现于公众视野的还包括最初警方公布的休息室内的“两名服务员”(法院起诉书称休息室中有“罗某某、王某、袁某等三名服务员”)。

5月26日早晨9时，《新民周刊》记者正在黄金水岸宾馆写稿之际，突然接到服务员来电称，“宾馆内部要培训，要求所有客人在上午10时之前全部退房”。此培训来得十分突兀，无奈之下，记者通过114查阅了县城数家宾馆的电话问询，居然发现，这些宾馆全部“客满”。

上午10时退房后，记者期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上网的地方写稿，当时心急如焚，拖着行李箱一路寻觅，但一路问询的4家宾馆居然全部声称“客满”。一个半小时以后，在一位日报同行的帮助下，记者得以在她的宾馆房间继续写稿。

记者向巴东县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询问，县城是否还有可以上网的宾馆？得到的反馈称，“需要向上级请示”，让记者等待。中午2时多，巴东县委宣传部这位负责人来电称，“你随时可以入住你退房的那家黄金水岸宾馆”。这让人倍感诧异。下午4时多，记者搬去了曾经退房的黄金水岸宾馆，当时雨势正大，在出示了记者证之后，记者得以入住，这时也才发现，黄金水岸宾馆有许多空房间，但门口“客满”的红底黑色大字高挂，引人注目。

当天下午，《财经》记者朱弢意外地发现巴东县城所有的宾馆均“客满”，他在雨中折腾了两个钟头，身上全湿，跑遍了整个县城，居然无法找到一个落脚之地。他听说的是，“城内所有的宾馆皆被人整体包下”。我们取得联系后，用同样的办法，在出示记者证后，他也住进了黄金水岸宾馆。而黄金水岸宾馆，当时已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负责值勤，一辆警车，连续多日停在宾馆楼下。

后来，在巴东县城中的大小宾馆，记者都同样能看到如此红底黑字的“客满”告示，而进到那些没有悬挂大字的宾馆问询，也都会得到“客满了”的答复。

此时已经能够感觉到，巴东县城已经弥漫紧张氛围。记者了解到，5月27日午时，从宜昌到巴东的交通工具快艇突然被叫停，禁入禁出政策开始实行。水路是出入巴东县城最为便捷的一条路径，从宜昌、三峡大坝到巴东，乘坐快艇，走水路，大约一个半小时。据巴东港口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接到上面的命令，从当天中午12时开始，所有来往的快艇都不经停巴东港。

连续几天，巴东的水路禁航，巴东水陆客运中心门可罗雀，几名值勤的警察也显得闲适，一些要拉客到宜昌的车主在客运中心门口闲聊，而辽阔的江面上鲜见船舶停靠于巴东港。巴东，几成孤岛。

巴东水陆客运中心的值班工作人员给记者的解释是，连续数日停航，是“海事原因”。而经由公路进出巴东，则需要检查身份证。

“那是根据当时的天气状况、地质情况和有关工作的需要”，2009年6月18日，巴东县政府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对《新民周刊》记者称。

而此时，外地人抵达巴东，已很难找到投宿之地。一名餐馆老板因曾留宿过一名在巴东找不到住宿点的外地人而惴惴不安，餐馆老板将此外地人安置了一晚，睡在是他出门念书的儿子的铺上，外地人给他钱，老板也不敢收，他怕被说成是未经允许随意留宿外地人。“这样下去，巴东的形象会受影响的”，这位瘦削的老板忧心忡忡地跟记者说。

“当时，邓玉娇案件不单单是一个刑事案件了，上级政法机关已经从维稳角度来考虑处理邓玉娇事件，我们认为，这还是必要的，这也说明我们很重视这个事情。如果万一有什么，谁负得了责？！”在邓玉娇案落幕后，一位巴东县官员告诉本刊记者，鉴于当时巴东面临的特殊情况，“做出这样的决策，给一些民众造成一些生活的不方便，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这位官员看来，就县一级的基层政府而言，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经历得不多，经验也不可能丰富，“我们肯定不可能像薄熙来他们那样处理得有能力、有那么多的智慧”。

5月27日凌晨，长江巴东网公布:5月26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决定对邓玉娇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

次日，长江巴东网上发布了《楚天都市报》在巴东县采访了邓玉娇的爷爷邓正兰的新闻，这是曾担任过法院庭长的邓正兰第一次出现于公众视野。知情人称，邓正兰是斡旋邓玉娇案的关键人物，也是巴东司法界的资深人士。

当时，包括《新民周刊》记者在内的几家媒体记者尚在巴东县城。5月27日上午与晚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鹭先后两次在巴东县法院宿舍楼找到邓玉娇的爷爷邓正兰的家，第一次，邓正兰开了条门缝，拒绝了采访；第二次，邓正兰隔着防盗门，跟他讲，“前一天，我已经向组织反映过情况了，恕不接待媒体”。

这段时间，消息来源的噤声，让记者毫无用武之地，闲暇时间也多了起来。5月29日下午，记者跑到长江边观人垂钓，一名垂钓者询问:你是记者吧？现在巴东已经没有外地人来了，要来的都是记者。又道:以前巴东挺好玩的，这几天不好玩了。

5月27日清晨，已有外地记者离开巴东。5月28日，部分媒体记者在巴东县宣传部的安排下，乘坐一艘慢船往秭归茅坪港方向行驶，作别巴东。

这一天是端午节，小雨霏霏，巴东街头，瓜果飘香，随处可见妇人坐在街边，扯着新鲜翠绿的粽叶，动作纯熟地包粽子，节日氛围弥漫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也不时可见正在值勤的警车呼啸而过。

记者在巴东县城随意走动时发现，坊间对于政府此种应急做法众说纷纭。一些县城居民清楚，这种情况与发生在野三关镇上的命案有关，但对细节的描绘则五花八门。但也有老百姓称，政府告诉他们有恐怖分子要来巴东，所以公路要检查证件。甚至有老百姓说，巴东有运毒品的人，所以水路要停航，巴东要“禁航十天”。

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在邓玉娇案发地野三关镇，气氛相较巴东县城则更为紧张。5月28日，正在野三关镇采访的《财经》记者朱弢反馈的消息称，跟巴东县城差不多，野三关镇上所有的宾馆也全部“客满”，并且，每个宾馆都有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负责，如果外地人想要入住，必须经过镇政府的批准。

在查看记者证、经过野三关镇政府的“身份确认”后，朱弢与另一位同行当晚得以入住原本“客满”的宾馆。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采访已经无法开展，包括邓玉娇母亲张树梅在内的一些相关人已经不接听手机，而无论他们去哪里，都有镇政府工作人员“热情”相随。

在巴东县客运站，朱弢他们已经被要求查看身份证，车站工作人员已详细登记了身份证信息。而在野三关镇上，一辆警车拦住了他们，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又登记了一次身份证信息。他们还被反复盘问，“到镇上来做什么”。后来朱弢才知道，这辆警车在他刚下车便已盯上了他，并已经跟踪了一个小时了。返回巴东县城时，他又被要求出示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