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当面采访过杨立勇的记者称，杨立勇的出面表态，其最初是期望对外界答疑，“他的确很想把这个案子讲清楚”。但杨立勇的受访公布后，依然被一些网民批评为，只是“轻描淡写”。

邓玉娇案发前，杨立勇曾参加过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县级公安局长的集中培训“充电”，处理突发事件为培训重点之一。近期，杨立勇对媒体称，处理邓玉娇案期间，他也尤其注意公安与媒体的关系处理；5月18日，尽管案件仍在侦查阶段，他还是决定开一次案情通气会，就能清晰认定的情况主动与媒体沟通。

杨立勇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后来在当地引发了一些争议。至少在当地一些警界人士看来，杨的举措“不谨慎”，因为以往对于此类刑事案件，警方采取的惯常做法是以“案件尚在审理之中”为由，不与媒体接触。

此时，各类声援邓玉娇的网络论坛已并立潮头，对于巴东警方的指责也水涨船高。一位网友写道，“案发的日子5月10日将永远被铭记，这一天一个女子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勇敢自卫，反抗腐败官员”。

一组邓玉娇哭喊“爸爸，他们打我”的视频流传于网络，画面中，她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该视频后被恩施电视台播放，短短19秒的镜头，在网上掀起波澜。5月17日下午，36岁的吴淦赶到巴东，网名为“屠夫”的他陪同邓玉娇的父母到恩施州优抚医院看望了邓玉娇，并将邓玉娇在病床上的近照传于网络。

来自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夏霖、夏楠，赶赴巴东，与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签署了委托协议，成为邓玉娇案最初的代理律师。

而在这个阶段，巴东政府对于前来采访的媒体，态度依然是开放的。在“邓玉娇遭当地虐待”的传闻显现之际，5月21日上午，恩施州优抚医院的两位副院长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当面采访。恩施州优抚医院是目前恩施州唯一一所开展优抚对象疗养和精神科业务的医院。

“我们看到了她这样，也挺难过的，医院有必要去虐待她吗？”优抚医院副院长赵廷君对《新民周刊》记者称，邓玉娇被送至优抚医院后，被院方采取的是“约束性保护”措施，这是因为，“邓玉娇刚刚进医院时，她的情绪激动、愤怒，有吼叫、躁动不安的情况。院方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她的生命，我们不能让她伤害自己。她前两三天也不愿吃东西，医院只能给她输营养液”，他称，邓玉娇哭喊“爸爸，他们打我”，在医学上被称为“闪回”现象。

而院方最终决定让网友“屠夫”见邓玉娇并拍摄照片，也是基于当时舆情压力下所做的一个回应，“当时我们压力太大了，就让‘屠夫’只给邓玉娇拍个照片，但不许他问问题，因为当时警方对这个案子还在刑事侦查期间”。此时的赵廷君每天都接到几百条短信，其中许多是直斥他的。

5月21日，两夏律师的眼泪，关键物证的“罗生门”

5月20日下午1时多，邓玉娇从恩施州优抚医院出院，被送回了巴东县看守所。恩施州优抚医院副院长赵廷君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出院之前，院方尚未对邓玉娇做司法精神鉴定。而警方称，邓玉娇入院时处于观察阶段。

这一天，湖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尚武抵达巴东县野三关镇，调查督办邓玉娇刺死官员案，随行人员有湖北省刑警总队队长和恩施州公安局副局长等人，他们察看了雄风宾馆案发现场，并从野三关派出所调阅了邓玉娇案相关卷宗。

从这个时候开始，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邓玉娇案已经由湖北省恩施州公安局组织侦办，并由湖北省公安厅派员指导办案。

5月21日，夏霖、夏楠两位律师在巴东县看守所分别于当天上午与下午跟邓玉娇本人会面两次，当天下午5时从巴东县看守所出来后，两夏律师大呼“丧尽天良”、“灭绝人性”，之后一度痛哭当场。这幕戏剧化的演变，让在场所有人深觉错愕。

紧紧跟随两名律师的网友“屠夫”，全程陪同，并于当天下午，先于当日在场的纸质媒体，迅速将两名律师的电话录音与律师在看守所门前痛哭的照片公布于个人博客，引发网络轩然大波。

“律师为什么会哭？”这是5月21日在现场的记者相互询问而不解的最多问题之一，两夏律师的落泪，也成为网友对于“巴东黑幕”猜想的导火索之一，但在这一天，两名律师始终面色沉郁，对此避而不谈。

夏霖称，邓玉娇案最“关键物证”是邓玉娇案发时的胸罩与内裤，还在邓玉娇母亲家里，“但我今天明显感觉到，邓母本来说陪同我会见，出来后发现，她被巴东警方带到了野三关镇，而路程要3个多小时”。他怀疑，邓母“被黑恶势力控制”，证据可能被毁。

焦急之下，两夏律师向媒体公布“关键物证”，也求助网络，呼吁网友或其他身在野三关镇上的人士尽快赶过去，“防止证据被毁”。现场一度忙乱。

当晚6时多，夏霖在巴东县刑警大队笔录了一份报告，报告警方未去提取邓玉娇受到性侵犯的“关键证据”。晚间9时许，夏霖在向巴东县刑警大队一位李姓队长“报案”后，面对巴东县刑警大队门前守候多时的包括《新民周刊》记者在内的来自各地的数家媒体记者，召开了现场新闻发布会，“邓玉娇明确告诉我，她受到了性侵犯。她的胸罩和内裤就是载体”，夏霖质疑，“这么重要的证据，巴东警方为什么不去提取？”

而当晚10时，《新民周刊》记者得知，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正在从野三关镇赶回巴东县城的路上，她表示对律师的举动毫不知情。凌晨，获知部分情况的张树梅表示，自己要休息，想想怎么回事。

而其后，按照张树梅的叙述，在5月21日中午，她接到野三关派出所所长谭静的电话，让她回到野三关镇上配合警方写材料，之后她赶到野三关镇，警方询问了邓玉娇服用的药物情况，以及邓玉娇在哪家医院就诊过。张树梅也强调，在警方取得药品的全部过程中，都有登记与拍照，但当时警方并未拿走邓玉娇的内裤与胸罩。

记者也了解到，自从5月21日“关键物证”风波之后，张树梅与两名律师多日未曾有过沟通。

自此开始，邓玉娇案走过风云诡秘的关键三天。委托人与律师之间互生嫌隙，各执一词。所谓“关键物证”，也成为邓玉娇事件的一道“罗生门”。

“无法用言语向公众表达当时心里的感受，只有当时身临其境才能感觉得到。当时我很激动，一方面是掌握了关键证物，同时又担心证物被毁，心里很着急”，夏霖愿意跟《新民周刊》记者探讨关于他当时洒泪的心境时，已是5月24日下午，此时，邓母已发表与他解除委托关系的声明。

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显现的裂痕，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由邓玉娇案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馈，已偏离案件本身。当时，已有网友呼吁组团进入野三关镇，并为邓玉娇立碑，这让当地政府开始紧张起来。

不仅是委托人和律师之间存在沟通与信任问题，这段时间，谣言也在网络狼烟四起，其中一些对于邓玉娇案相关情况版本的描绘，与事实相去甚远。

5月22日，一则据说是来自凤凰卫视的新闻称:上午11时30分左右，两名律师遭身份不明的十多人砍伤并送至医院。

事实上，当天中午时分在巴东县武装部宾馆，巴东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田平、巴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巴东县妇联等有关部门人员作为见证，恩施州警方提取了邓玉娇案的有关物证，除了胸罩，还有其余四件衣物。

为此，整个上午两夏律师与包括《新民周刊》记者在内的多位同行，都在武装部大院内耐心守候，大家安然无恙。张树梅的丈夫谭支波也在巴东县武装部的大院中独自踱步，等待当时正在与湖北省公安厅领导见面的妻子。

这天，“物证被毁”的说法传出。夏霖强调，相关部门提取的物证中，邓玉娇的四件衣物，T恤、长裤、丝袜和内裤已被张树梅清洗过。“这些衣服都是邓玉娇在案发以后再换上的，跟案情没关系，没关系的衣服，我怎么不可以洗呢？！”邓玉娇的母亲张树梅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对此义愤填膺。

此后，也始有网友指责，夏霖在会见邓玉娇后抱头痛哭等过激行为，与“身为律师的职业操守不符”。一些犀利的评论指出，引发民意喧嚣的邓玉娇案已基本暴露在阳光之下，若要求得邓玉娇案的公正处理，就必须回到司法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