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令我猝不及防的下跪

第一次碰到受访对象下跪，令我猝不及防。2000年的12月份，我还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上班。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进我的办公室后，“哐当”一声就跪倒在我面前。她脸上的痛苦我都能感受到。但当时能做的就是赶紧扶起她来，让她别跪，有事好好谈。尽量让她平静下来。

朱玉：我的眼泪忍不住了

2002年，我去河南朱裴店采访矽肺，一种职业病。采访对象刘心祥老人已经70多岁了，带着5个孙儿孙女过日子。他四个儿子，除了最小的儿子出外打工遇到了车祸，一条腿瘸了，其余的三个儿子都是得矽肺死的，儿媳妇又改嫁了，一家过得相当苦。

采访完，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二百块钱给老人家，当时他就把孙子孙女给扯了过来，让他们给我下跪。我自己也是孩子的母亲，见他们一跪，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了。

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么一点，而且也是应该做的，却得到了这么强烈、中国最高礼仪的感恩方式。这是感情上无法承载的。

卢跃刚：能做的只有扶他起来

我是1999年第一次遇到了这种事儿。浙江某个村的农民，40多岁，被他们村里推选出来，到北京反映田地被侵占的情况。他讲述了村里人的遭遇：他们曾告到了法院，但法院不受理，还以扰乱治安之名给这些告状的人判了刑。他也因此被判了半年；还被人拿电棍击了生殖器，阳痿了。

我请他到办公室介绍情况，他一进办公室，就跪在了我的面前。尽管我估计他也不是第一次向人下跪了，但我心里仍然很震撼，毕竟对他来说，这是惟一能表达他心情的。而我能做的只有把他扶起来，继续听他讲他的遭遇。

曲长缨：平静叙述比下跪更打动我

遭遇受访对象下跪已经有N次了。一般情况下，我还是比较冷静和理智的，想了解真相的愿望占据了上风。相比于受访对象的下跪，那种平静的叙述反倒更能打动我。

1998年4月份，黑龙江伊春市的一个林业局因为没有及时通知洪水到来的消息，几千名群众被困，当地群众的意见非常大。在采访死亡家属的时候，他们竟然都给我们跪下了。虽说心里真的挺难受的，但没想过给他们回跪。我们就赶紧劝他们起来，“你看有什么话，就跟我们说，跟我们反映……”

曾鹏宇：一个求字，重若千钧

我遇到的两次采访对象下跪都发生在2003年， 11月份那次是在平舆采访特大杀人案时，与此事不相关的一对夫妇在我住的宾馆门口等了一个小时。要不是我出去扔东西，他们就那么站着，大冷天的，也不伸手敲门。

老夫妇都有60多岁了吧，一看就是老实本分的人。他们带着被警察打瞎眼睛的孩子。老父亲跟我说了情况，没等我说话，补了一句“我知道你这次来是为了那些孩子，所以也不敢麻烦你别的，只求你看看这份材料。”瘦弱的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忽然就跪下了。

满头白发的老人给我这么个年轻的后生跪下了，让我承受不起，天底下又有谁能承受得起？我连忙去扶，居然扶不起，只听得她低低地说了一句，县政府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只有找你，求你一定要看我们的材料。一个求字，重若千钧！

而我的眼泪终于在他们走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记者：你跪不跪？

杨海鹏：记者不是演员，现场不是舞台

陈峰：回跪是一种选择，难道记者要站着采访？

10个受访记者中有7个认为不能以回跪方式完成采访，只有3个认为“回跪也是一种选择”，“用回跪来表达对受访者的尊重并不过头”。

记者不能回跪

曲长缨：记者应该是客观的记录者

在采访中，我看过有些受访对象不仅下跪，而且还向记者磕头的情况。越是这样，我了解事件真相的欲望就越强烈。我不会因为有人给我跪了，就偏向一方，记者应该是个客观的记录者。

杨海鹏：记者不是演员

如果回跪，就太个人化了，太戏剧化。往往这样的跪求，对人是某种程度上的恭维，也会让记者对自己的定位产生错觉，记者的能力被放大了，这是可怕的。

虽然记者的一些文章，可能能促使几个部门解决问题。但记者只是客观的记录者，如果沉湎于那些弱者给你的角色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剂毒药了。

1998年长江洪水时，很多记者到了一线，明明没有必要站在水里面报道的，非得站到水里，其实就是有表演的成分，他们太入戏了。你自己只是一个记录者，干嘛要把自己当成演员，把现场当成一个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