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为科举制度招魂的呼号声四起，并且是打着“现代理性”的名义。呼号的声音主要来自学院里的教授，还有一些海外汉学家和华裔学者。这种所谓的“理性”思维，认为科举制度还是很好的；至于封建社会的弊端，“没有科举制度，它也照样存在”云云。按照这种思路，帝制和文言要不要废除，乃至近代启蒙运动是否合理，都是疑问。

那么，科举制度究竟好还是不好呢？胡适美化科举制度，认为它很公平，打破了阶级等级，农民的子女也可以官至宰相。钱穆认为科举的弊端只要改良一下就成，他似乎准备把民国以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归结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既然封建社会的弊端不能归咎于科举的存在，那么现代社会的弊端就能归咎于科举的废除吗？倒是蔡元培认为科举制度是“随社会之进化而忽成废物”的。

没有一种制度是孤立存在的。科举制度是封建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毒瘤和封建主义僵尸是捆绑在一起的。而今天的科举制度的招魂者，倒是像一群面目可疑的“绿党”―――他们将陈年的老垃圾重新翻出来，整理一遍，试图“变废为宝”。

科举制度就是选官制度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科举制度”本质上不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一种“选官制度”。中国历史上的“选官制度”特别发达，足以让国外历史学家目瞪口呆。我们历史上曾经历了“禅让制”、“世袭制”、“举察－征辟制”，最后到“科举制”。每一种制度都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宫廷政治的产物，更是一套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它属于政治学范畴，不要简单地将它纳入教育和文化范畴。

向上流动的科举考试制度，成了改变身份等级唯一的正途。上面少数权贵和下面多数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固而又奇异的镜像关系。他们互相折磨、相互依赖，像一对冤家一样。这就是权力的日常生活化，或者说是日常生活的泛权力化。至于那些停留在中途，既不走正途，也不走黑道的人就永远抬不起头。经商者除非买官或“捐生”，否则不算正途。因此，单纯的“富”并不算什么，还得“贵”，也就是成为官僚。今天的商人依然有买官的习惯。

科举考试就这样成了一种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争权夺利的勾当，其特点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最终演化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柔性的“阴谋文化”。其实，科举制度在明代就以经开始病入膏肓，清人不过是科举死亡通知书的签发者。

科举教育与文化传承无关

读书是为了做官。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官僚，人人都想成为“劳心者”、管理者，也就是农民们所心仪的“人上人”。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无法分别对待。“选官”和“教育”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中国所独特的“科举教育”体系。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科举教育”制度，既吞噬了教育的独立性，比如独立人格的培养；也扰乱了知识传播的纯粹性，比如个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智慧。它也不传授近代知识的认知体系（科学技术），只相信统治集团对已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因此，这种教育，既不完全是神圣的，也不完全是世俗的，两边不搭界，因而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教育体系。

一些事后诸葛亮，特别关心的是科举制度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试图将文化的断裂和衰败归咎于“废除科举”。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的中国文化靠什么在传承呢？科举这样一种“选官制度”究竟能够传承什么文化呢？只能是一种“官商合一”、“儒商合一”、“官儒合一”的文化，也就是一种有着儒（知识）和商（财富）的假相，骨子里是权力和政治的文化，一种政治修辞学、权力修辞学。于是，教育可以变成政治，经济也可以变成政治。一切都可以变成政治。这种泛政治、泛权力的文化至今阴魂不散，还引来了一批招魂者。

张柠（上海学者）

本报将于9月9日推出《科举百年祭》大型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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