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为科举制度招魂
2008年11月01日 15:47新京报 】 【打印

近几年,为科举制度招魂的呼号声四起,并且是打着“现代理性”的名义。呼号的声音主要来自学院里的教授,还有一些海外汉学家和华裔学者。这种所谓的“理性”思维,认为科举制度还是很好的;至于封建社会的弊端,“没有科举制度,它也照样存在”云云。按照这种思路,帝制和文言要不要废除,乃至近代启蒙运动是否合理,都是疑问。

那么,科举制度究竟好还是不好呢?胡适美化科举制度,认为它很公平,打破了阶级等级,农民的子女也可以官至宰相。钱穆认为科举的弊端只要改良一下就成,他似乎准备把民国以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归结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既然封建社会的弊端不能归咎于科举的存在,那么现代社会的弊端就能归咎于科举的废除吗?倒是蔡元培认为科举制度是“随社会之进化而忽成废物”的。

没有一种制度是孤立存在的。科举制度是封建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毒瘤和封建主义僵尸是捆绑在一起的。而今天的科举制度的招魂者,倒是像一群面目可疑的“绿党”―――他们将陈年的老垃圾重新翻出来,整理一遍,试图“变废为宝”。

科举制度就是选官制度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科举制度”本质上不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一种“选官制度”。中国历史上的“选官制度”特别发达,足以让国外历史学家目瞪口呆。我们历史上曾经历了“禅让制”、“世袭制”、“举察-征辟制”,最后到“科举制”。每一种制度都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宫廷政治的产物,更是一套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它属于政治学范畴,不要简单地将它纳入教育和文化范畴。

向上流动的科举考试制度,成了改变身份等级唯一的正途。上面少数权贵和下面多数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固而又奇异的镜像关系。他们互相折磨、相互依赖,像一对冤家一样。这就是权力的日常生活化,或者说是日常生活的泛权力化。至于那些停留在中途,既不走正途,也不走黑道的人就永远抬不起头。经商者除非买官或“捐生”,否则不算正途。因此,单纯的“富”并不算什么,还得“贵”,也就是成为官僚。今天的商人依然有买官的习惯。

科举考试就这样成了一种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争权夺利的勾当,其特点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最终演化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柔性的“阴谋文化”。其实,科举制度在明代就以经开始病入膏肓,清人不过是科举死亡通知书的签发者。

科举教育与文化传承无关

读书是为了做官。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官僚,人人都想成为“劳心者”、管理者,也就是农民们所心仪的“人上人”。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无法分别对待。“选官”和“教育”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中国所独特的“科举教育”体系。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科举教育”制度,既吞噬了教育的独立性,比如独立人格的培养;也扰乱了知识传播的纯粹性,比如个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智慧。它也不传授近代知识的认知体系(科学技术),只相信统治集团对已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因此,这种教育,既不完全是神圣的,也不完全是世俗的,两边不搭界,因而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教育体系。

一些事后诸葛亮,特别关心的是科举制度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试图将文化的断裂和衰败归咎于“废除科举”。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的中国文化靠什么在传承呢?科举这样一种“选官制度”究竟能够传承什么文化呢?只能是一种“官商合一”、“儒商合一”、“官儒合一”的文化,也就是一种有着儒(知识)和商(财富)的假相,骨子里是权力和政治的文化,一种政治修辞学、权力修辞学。于是,教育可以变成政治,经济也可以变成政治。一切都可以变成政治。这种泛政治、泛权力的文化至今阴魂不散,还引来了一批招魂者。

张柠(上海学者)

本报将于9月9日推出《科举百年祭》大型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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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柠   编辑: 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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