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反对直接民主？

与直接民主论者相对应，间接民主论者也提出了相应的批评直接民主、拥护间接民主的理由。间接民主论者反对直接民主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依据：

1、直接民主不可行。

妨碍直接民主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所面临的规模难题。这种规模难题还与人的生物学构造有关，即一个人不能同时全神贯注地倾听一个以上的人说话。因此，任何规模稍大集会的议程就取决于召集者来决定日程、指定发言人和调控会场。规模越大，召集主持人的特权就越大，普通与会者的声音就越弱，发言权就越小，参政议政的机会就越少，有效的交流和辩论会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当主持人的权力可以支配决策的结果时，直接民主就死亡了。
直接民主论者认为，在直接民主下通过直接的参与可以表达更多的真理，换句话说，民主越直接，表达出来的真理就越多。但是，正如法国思想家泰纳(HippolyteAdopheTaine)所指出的，1000万人的无知加起来不等于一点点有知。直接民主不仅不能表达出更多的真理，而且如著名的精英主义理论家米歇尔斯所发现的，大众比寡众更容易被操纵。直接民主要求尽可能多的人尽可能高度的参与，而参加的人越多，每个人的作用就越少，多数人比少数人易操纵。《联邦党人文集》的开篇就已经指出："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所以，直接民主往往是政治野心家的"天堂"。

一切直接民主，一旦付诸实施，总要大打折扣。严格意义的直接民主只存在于空想家的大脑里。即使是雅典的民主也不是绝对的直接民主，因为在这种大会之下并不是所有公民都参加的，而且其行政部门的管理仍由部落推举出来的代表来完成。就算是照搬雅典的模式，把一个国家按每5万人划成一个个政治单元，实行直接民主，但是整个国家体制仍无法直接民主化。一旦由每个单元选派若干人来构成国家议事机关，那仍将是间接的代议民主，而非直接的民主。所以，直接民主在现代社会是行不通的。在当今，尽管电子通讯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电子技术仍然并不是每个公民都可以加以利用的。

2、直接民主成本高、风险高，易导致对抗和易情绪化。

直接民主论主张把社会当作公民可以在"干中学"而无需专门技能的实验场所，这样做的风险和代价都超出了社会的担当能力。全民参政排斥分工，这样难免会由于缺少专门知识而常常陷入知识危机之中。

直接民主由于常常诉诸全国性的表决和集会，其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都很高，尤其是容易造成社会的过度政治化，造成政治压倒一切。连卢梭都承认，在实行直接民主的地方，经济不能太发达，人民不能太富裕，人民不能有私心。直接民主是一种此赢彼输的零和博弈，是一种加剧社会冲突的机制。直接民主易在社会中造成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分裂，使少数派的立场、利益和权利受到压制。因此，直接民主容易造成不安定、不宽容、不正义。从历史上看，这样的民主一旦付诸实践，就难逃内乱外患之灾，或因落入专制者的魔掌而倾覆，或沦为大国的附庸而瓦解。诚如《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五篇中所指出的，"在一切情况下，为了保障自由协商和讨论的益处，以及防止人们为不适当目的而轻易地联合起来，看来至少需要一定的数目；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不管是由什么人组成，感情必定会夺取理智的至高权威。"在这种公民大会式的直接民主体制下，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仍然是一群乌合之众。

这不是苏格拉底的过失，而是直接民主在制度上的缺陷。因为"组成的人数越多，实际上指导会议进行的人就越少。首先，一个议会无论由什么人组成，其人数越多，众所周知的是，感情就越是胜于理智。其次，人数越多，知识肤浅、能力薄弱的成员所占比例就越大。这时，少数人的雄辩和演说正好对这类人起到众所周知的有力作用。在古代共和国里，全体人民亲自集会，那里通常可看到一个演说家或一个手腕高明的政治家左右一切，好象独掌大权一样。根据同一原理，代表性的议会人数越多，它就越是具有人民集体集会中特有的那种优柔寡断。无知将成为诡诈的弄愚者，情感也将成为诡辩和雄辩的奴隶。……政府的外貌可能变得更加民主，但是使它得以活动的精神将是更多的寡头政治。机器会扩大，但是指导其运转的原动力却将更少，而且往往更加奥妙。"（《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八篇）。若此论成立，一旦议事机构超过千人以上，就形同虚设了，如果说它还有什么功能的话，也许就是可以把一些人的声音转化成人民的声音。

3、直接民主无程序、一刀切，不自由、生暴政。

直接民主要求全民对每一个问题都持明确的、或赞成或反对的立场，往往也是极端的立场。它无视问题的复杂性和含糊性，这种决策往往鼓励人们诉诸一时的情绪，而不是理性的判断。直接民主的决策方式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那种一刀切的方式，而无视许多人在许多问题上并无明确立场这一现实。频繁的选举和表决要求对许多问题找到一个一清二楚的答案，对问题的性质作出绝对的澄清。但是许多问题没有一清二楚的答案，无法达到绝对的澄清。

由于直接民主的一刀切和一杆子到底，它排斥程序，排斥中间层次，因而缺少对信息和意见的过滤机制，为意见表达中的操纵和情绪化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直接民主在程序上缺少过滤机制和纠错机制，一旦一时冲动的公意高于公益时，就会最终葬送公益。

直接民主视参与为义务，要求公民对国家的绝对的献身，变相地剥夺了个人处理其私人事务的自由权，直接民主否定公与私的界限，直接民主要求公民以个人身份直接参政，这就排斥了市民社会和中介结构的利益聚合功能，把社会彻底原子化，让个人直接面对国家。

直接民主排斥政党政治，直接拥戴执政者本人，更不容纳反对者和反对派，从而为僭主大开方便之门。直接民主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民主，个人的自由不受保护，任由集体的摆布，对中介结构和地方政府的排斥容易导致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大凡鼓吹直接民主的人总是排斥程序，强调集中，反对代议。直接民主极容易沦为极权民主，因为直接民主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人世间的一切事务民主化，它要求的不仅是政治的民主化，而且要求经济的民主化、社会的民主化、道德的民主化，甚至以全球民主化的名义要求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民主化"。这种没有节制、没有边界的全面化、直接化的民主要求极易为以人民和民主的名义篡权和专权的人铺平道路。所以在间接民主政治没有确立的地方，当政者往往高呼直接民主，痛斥代议民主。

4、直接民主是假民主。

直接民主是一种假民主，它永远也无法实现它所许诺的东西。在直接民主之下，公民或人民常常是一个排他性的概念。在古希腊，妇女、奴隶被排除在人民和公民之外。在今天，人民常常也被认为是一个有阶级色彩的概念，一些属于特定阶级的人不应包括在人民之内。在直接民主之下，总有一些人，被排斥在民主的大门之外。直接民主许诺的是全体人民的自主统治，但是在实践上，它又采行多数表决制，而每次表决都产生意见被否决的少数派，换句话说，直接民主许诺的是所有人的统治，实行起来却只是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意志和统治与多数人的意志和统治是不相等的，只要是多数人的意志就不可能是全体人民的意志；只要是多数人的意志占上风，就必然有被压制的少数人的意志；只要是多数人在统治，就有少数人失去了统治权。所以，所谓的直接民主，并不是人民作主，而充其量只是多数人作主，直接民主假定一切都可以、而且必须由民众作主，这是一个假命题。事实是，并不是一切都可以由民众作主，也没有必要让一切都由民众作主。

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表明，它不容忍独特性，虽然有大量的公民参加了立法和司法过程，但官职是通过抓阄而不是选举来轮换的。每个人之间在能力和专长上的差异完全被抹平了，这是一种政治平均主义和权力大锅饭，其后果绝不会比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更好。正如顾准发现的，即便是直接民主，古希腊给人类留下的仍然是一大堆英雄，就像一部历史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写进去一样，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同样也都不可能确保每个人有同等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