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甚么样的「自由」？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自由观都来源于同一个思想资源，即西方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以赛亚？伯林。伯林在其著名的《自由四论》中受贡斯当的启发提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以抽象的方法论证了两种自由的内涵。这两种自由成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争论的基础问题之一。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伯林的积极自由是指「去做……的目的」，而消极自由则指「免于他人干涉而强制的自由」，前者等同于贡斯当的古代自由，而后者等同于贡斯当的现代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伯林对待积极自由的态度非常鲜明，即他一生致力于批判存在于各种政治思潮中的积极自由观念，他认为，积极自由是建立在一元论的价值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认定人类理想只有自由这一个目标，而且在人类克服自我的不足、实现自我完善之时，人类的理性完全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伯林批驳道，自由并不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人类还有诸如正义、宽容、幸福、平等、美德等多元价值目标，如果人类固执地追求一个虚幻的目标，那么势必出现这样的一幕情景:「历史上某些最残暴无情的暴君与迫害者，其所以泰然坚信他们一切所作所为，因为目的是合理的，所以行为也都是有道理的，其原因便是这种『独断式的确定感」（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自由主义者认为，伯林之所以反对一元主义的积极自由而倡导多元主义的消极自由，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认为「多元主义比较合乎人性」。多元主义承认人类不仅只有自由，而这些目标也未必都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比较，其中有许多还不断互相对立抗争，因此，人类无法享有绝对的自由，必须放弃某些自由以保障其他自由，但是，这种放弃不是完全的自我放弃，而是有一个最低限度的自由。伯林认为这个最低限度自由就是，「在变动不居的、但永远可以辨认出来的界限以内，不受任何干扰」。伯林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价值多元论。（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1998年）

从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出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论证了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关系。（1）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在根本上是并行不悖的，如果价值是多元的，每一种价值都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因此，我们必须对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加以尊重，除非它妨碍别人的正当自由。（2）价值的多元性所产生的宽容的义务是自由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3）自由主义承认价值和宇宙的多元性，是基于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实现自己的追求，而每个人的个性和追求又是各不相同的。（4）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根本一致性还与自由主义的真理观关系密切，自由社会由于肯定价值和真理的相对多元性，才承认人们去追求、发现真理的同等权利，因此，自由最有利于人们去探索真理。（刘军宁:《自由与多元之间》，《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新左派」在自由观的阐述上似乎并未与自由主义者相呼应，或者说，他们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到学理上。他们应对自由主义自由观更多的是为了论证平等的合理性，他们的思想资源不仅仅局限于伯林，他们还将研究的视野往前追溯至贡斯当、伯克和托克维尔。「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理解上，其实没有多大的分歧，但是，「新左派」在对待两种自由的态度上并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鲜明。他们借用贡斯当的观点，似乎更理性地检验两种自由。甘阳在《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一文中辩解道:贡斯当已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失误之一在于革命者仍从亚理士多德观点出发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从而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视了「现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贡斯当因此强调，「古代自由」的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但他同时强调，「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由于人们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太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本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和「过度私人化」，而且常常是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破仑的上台。贡斯当由此突出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及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型塑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这所谓「两种自由」的关系，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尽管「新左派」在「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上态度暧昧，但是，自由主义者从「新左派」的言论中仍然断定，他们主张「积极自由」而非简单地反对「消极自由」，「新左派」为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辩解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就是再充分不过的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