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活动，其论争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实属罕见。它始于民间，也将终于民间，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意义上的自发行为。不论谁是谁非，也不论学术探讨的水平高低，这场学术之争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超出了学术探讨的内容，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样板」作用，因为思想的碰撞毕竟比思想的僵化要进步得多。

「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在1998年之前并未形成正面交锋态势，大有「各行其道」之势，在学术研究的力量对比上，自由主义的「声音」明显要高于「新左派」。自由主义者著书立说、移译西学，并以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为工具，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面世，例如，梁治平、贺卫方主编的「宪政译丛」（三联书店）和「西方现代思想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具代表性，几乎将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网罗待尽；同时，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公开出版、发表，比较有影响的出版物包括《公共论丛》（三联书店）、《政治思潮丛书》（包括《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及自由主义者的若干论文集。「新左派」的研究成果也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他们一方面像自由主义者一样翻译出版国外的学术著作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陈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另一方面，他们也与自由主义者共同分享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理论，希望从中挖掘出可资利用的学术观点，例如，「新左派」也研究罗尔斯、诺齐克、哈耶克、伯林、贡斯当、伯克等自由主义思想，但是，在秦晖看来，「新左派」的思想资源主要来源于「中国原有斯大林体制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折中:（《当代中国的「问题」与「主义」》是秦晖在中山大学的演讲稿）。从这个角度看，虽然两大流派政治观点迥异、社会建设方案有别，但是，他们的思想资源都出自西方的学术界，都试图以西方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问题，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如果说1998年之前，两大政治流派「各行其道」的话，那么，1998年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面对面理论的一年，「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都把这一年作为交锋由「水下」浮出「水面」的起始点。至于谁最先推动交锋由「水下」浮出「水面」，观点不一。「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韩毓海（1998年9月《天涯》杂志发表了韩《「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一文）和汪晖（1997年《天涯》发表了汪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一文，在《关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一文中，作者隐含地指出，该文是两大政治流派正面交锋的始作俑者）各执一辞，但是，不管是韩毓海还是汪晖，「挑起」这场争论的一方非「新左派」莫属。「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主要是思想性的而非学术性的，因此，参与争论的学者其学术背景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和政治学，事实上，他们大多来自其他领域。「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崔之元、甘阳、韩毓海和汪晖等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友渔、朱学勤、李慎之、刘军宁、秦晖等人。两派最初的论战阵地主要局限在《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等，后来逐步地扩散开去，大量的文章在海内外主要中文报刊杂志纷纷亮相。1998、1999年是争论的最高峰，2000年之后，论战趋于平淡，目前这类文章已经鲜有面世。

「新左派」 和自由主义之所以形成「对决」，绝非人为制造，也非空穴来风，它是中国社会发展因时因地的产物和结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思想的变革受制于社会经济变革，有甚么样的经济发展状况，就有甚么样的思想意识，因此，「新左派」 和自由主义的争论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国情，「新左派」也罢， 自由主义也罢，都是应情之物。对「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而言，90年代的中国社会问题凸显出来:「权力肆无忌惮地将自己汇换为金钱，本土资本的运作寸步难行，除非投靠和寄生于权力，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金钱(资本)作为第二种恶，对许多人而言显得比第一种恶更难于忍受。」（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之一:制度创新与国情》, http://intellectual.members.easyspace.com）在这种情境之下，知识分子开始认真考虑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出在哪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更多地关心政治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法治社会，以此来制衡权力，规范市场经济，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消除社会问题的唯一良药。用徐友渔的话来讲，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新情况，老问题。而「新左派」则认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害，他们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

关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内容，自由主义者曾经进行过一些总结。朱学勤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一文中指出，双方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情的判断；二是对社会弊病的判断；三是如何解决社会弊病。徐友渔的归纳更全面一些，他认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主要围绕六大问题展开:其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不公；其二是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其三是关于中国国情；其四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其五是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六是中国的现代化（徐友渔:《知识界到底在争甚么？》，http://www.cnreads.com》。其实，单就双方争论的表面问题，上述归纳似乎已经基本上穷尽了各自的理论分歧，但是，由于这场争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之争，争论的问题又非个别方面，所以，双方文本给人的印象既复杂又简单，宏观问题中有微观问题，微观问题之中有宏观问题，学理问题中夹带非学理问题，而非学理问题又往往通过学理问题来说明，等等。总之，要全面、深入的认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之争，必须从文本入手，进行详细地再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