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单凭王勇平在动车事故发生后的那场发布会上的糟糕表现，就足以表明他确实错了。

态度傲慢伤了媒体和公众的心

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都有可能发生危机事件，需要时时做好应对准备，为自己也为相关部门树立良好的舆论形象。其中，是真诚面对、积极回应，还是虚情假意、被动应付，是关系到能否树立良好形象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动车事故发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受众最想了解和最愿看到的，无非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事故责任方铁道部的态度，二是追问事故真相。作为事故发生后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态度比事实更重要，因为这个时候还不大可能有足够的事实提供。

遗憾的是，发布会上王勇平的表现不如人意，在面对自己提到的“二主”之一的媒体时，他非但没能发挥发言人的好桥梁作用，甚至采取了一种情绪化的对抗态度。正因如此，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才批评他在发布会上的态度不够诚恳。[详细]

官腔十足留下荒诞的“高铁体”

不容讳言，现在的许多官员，往往被空话、废话、套话，被深奥枯燥的官场八股包装得失去了本真的面目，云山雾障之中，让人误以为他们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既不可亲，更不可信。

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摆脱打官腔的恶习本应成为题中之义，但在7月24日的发布会上，王勇平却打起了官腔，而且是雷人的官腔。被问到为何要迅速解体车头、车厢，就地掩埋时，王勇平说是为了便于抢救：“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信了”。而在谈到获救的小女孩项炜伊时，他说这是生命的奇迹。由此，王勇平自创了一套“高铁体”，在网友的耻笑声中流传开来。自从高铁体诞生后，王勇平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一直被当作标靶成为众矢之的。[详细]

职业微笑和高亢语调显诚意不足

说到态度，除了内容本身展示出来的以外，语态、神态和体态也十分重要。7月24日的发布会上，王勇平的语态则过于强势，语调过于高亢、激昂，不像犯了错的，倒像是别人犯了错。神态也有些不合，比如眼睛总是向上，时时有松弛和自然的样子，最不该的是有网友电视截屏中露出职业性的微笑。面对灾难怎能露出职业微笑，这只会起到在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伤口上撒盐的效果，公众看了这样的微笑则会觉得笑的人漠视生命，认为你没有诚意。[详细]

《人民日报》将不合格的新闻发言人分为“无可奉告型”、“大包大揽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辩护型”、“报喜不报忧型”、“恼羞成怒型”、“感情错位型”七大类。且不管犯了错的王勇平应划归哪一类，但他的错绝不是个例，而是目前中国发言人现状的集中体现。

定位不清：沦为应对媒体的挡箭牌

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式建制并不是太久，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正式开始确立并形成了初步的制度化，在2008年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才算真正的形成制度，几年间，形成了国务院、部委、省市区三级新闻发言人制度。

但尽管新闻发言制度相对完善了很多，却没有相应的公开透明的行政运作体系，很多政府部门依然停留在以前的理念中，对很多原本告知公众的事情，总是想方设法地掩着捂着。什至一旦遇上真正充满丑闻的事件，就更是如此。因此，中国的发言人实际上就很容易被迫沦为了一个传声筒，或者是简单的通稿播放器。由此，新闻发言人制度必然流于形式，变成仅仅是“看上去很美”的制度盆景，甚至异化为一些人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遮羞布”，成为某些地方或部门封锁消息的“借口”和应对记者采访的“挡箭牌”。 [详细]

权力不大：多由低层级政府官员兼任

虽然从定义上来讲，新闻发言人是指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但现实情况是，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多由级别较低的官员兼任，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并不多。

往细了说，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从总体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往往刚刚培训出来，干了没两年，就提拔了，转岗了，这样又要从零开始。 [详细]

身份尴尬：无法参与决策和实际操作

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他们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了解如何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但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定为某个特定的官阶或职位，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信息。受体制束缚，作为信息发布者的新闻发言人反而成为“信息弱势群体”。

由于新闻发言人对核心信息的掌握程度非常有限，在记者与观众的“长枪短剑”的逼问之下，他们屡屡失守。于是，在这种尴尬的位置和信奉“言多必失”的中国官场背景下，很多新闻发言人不想说、不敢说，也不会说。而在新闻发言人制度较为完善的美国，白宫发言人虽然没有任何级别，但可以列席最高级别的会议，直接了解重大政策的决策过程和思想动态。[详细]

公信不足：赶不上舆论开放的进程

因为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新闻发言人难免不太适应“新闻”的要求，但是，如果能达到基本层次的职业要求，也能满足公众基本的“信息需求”。这里的“基本要求”，比如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实际损失、人员伤亡、善后赔付、原因调查、责任追究等，这些并不需要新闻发言人有丰富的新闻知识，不需要有太多的语言表达技巧和高深的信息传播能力，只需坦然面对、实事求是地公开即可。

但在这方面，一些新闻发言人还达不到要求，他们能够提供的信息，总是赶不上舆论的要求。而公众也明白，这些信息的阻隔，不都是新闻发言人的错，也有他所在的政府机构不愿、不敢做的缘故，甚或说是他所在机构主要负责人不愿、不敢做。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勇平在发布会上的种种糟糕表现可以为这种说法做注脚。

总之，中国舆论的开放进程，比发言人制度的进步要快很多。[详细]

处于起步阶段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只要有相对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做保障，今天的发言人就不会比过去更难当。

保障公众知情权是发言人的第一使命

从根本上说，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为了及时回应公众关心的公共事宜，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因此，判断新闻发言人是否称职的标准，既不是其为本部门危机公关是否成功，是否最大程度维护了本部门的利益，也不是从其语言多么富于技巧、答问多么睿智等，而是能不能充分发挥公共角色，成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向公众反馈情况，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必须承认，在现有环境下，更多的时候，照本宣科式的发布、被动地制式应答，往往成为不少新闻发言人的行为常态。相比之下，个性发言人极为难得。但与新闻发言人的公共性相比，个性如何倒在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制造社会共识，而不是引发官民对立。 [详细]

公权机构端正认识是发言人说真话的前提

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与其说是要提高新闻发言人的素质要求，不如说是对政府机构的要求；只有尊重公众知情权、懂得公众关注点(新闻)、并依法如实公开信息的政府机构，才能有敢说真话的合格的新闻发言人；一个或“无可奉告”，或官话连篇，或闪烁其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新闻发言人，他所在的政府机构也一定不会有真诚面对公众的意愿。

因此，公权机关应当端正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认识，不能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当成一种应对媒体、敷衍公众的“挡箭牌制度”，不能把新闻发言人视为一群以打官腔、说大话、回避矛盾、掩饰问题为能事的巧言令色之人。如果对新闻发言人制度怀有错误认识，认为新闻发言人不过是一台可随意操控的“发言机器”，那不但是对新闻发言人职业的侮辱，也是对公众权利的侮辱。[详细]

建立追责机制 用法律确保信息公开

王勇平走了，走得不清不楚。这对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来说，似乎没有任何裨益可言：因为这既不能算摆上台面的“究责”，也不能说是相关制度的一次刮骨疗伤。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有舆论认为“2011年将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然而，王勇平先生的离场，似乎寓意繁杂，而政府新闻制度的转身，显然还在面纱背后纠结。

而且目前我国在确保公民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并没有有效的法律支撑。对于政府来说，公开信息还只是一种单方面的“善意”，并非法定义务。信息公开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公开什么，公开多少，公开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公开，对什么人公开等，一切都由政府说了算。因此，有些新闻发言人对“敏感问题”顾左右而言他，或干脆就“无可奉告”。不过一些地方也开始在做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2010年重庆出台规定要求新闻发言人不得说“无可奉告”，如果发生突发事件不及时回应，或者出现其他推诿行为，将追究责任。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