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功强奸十余名未成年女性的罪恶，是极端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如果将“猥亵”、“强奸”、“性侵”与“幼女”、“女童”、“未成年少女”联系在一起，放置于搜索框内搜索，你会发现，类似的悲剧正在频繁上演。

威逼利诱下，她们成为变态者的享乐工具

无论是2009年被处死的河南镇平原政协副主席吴天喜，还是日前被批捕的李新功，在强奸少女这件事上，他们采用了极为相似的作案手段。

以李新功为例，他主要是利用社会闲杂人员及学校未成年人引诱或威吓在校幼女，并通过网络来认识、诱骗一些幼女。他还和永城三中的一些在校学生达成协议，由那些学生负责介绍给他女孩，事成之后给予一定金钱。作为在当地一个有一定职务的官员，为了不引起人的怀疑，他还编造自己是永城税务局的领导，现在是单身等等谎言。

而在吴天喜案中，作为主要“狩猎人”的刘培等人最常用的吓人借口同样是：“你不听话就打你，把你绑上扔到野地里，卖到外地去，让你家不得安宁”、“培培姐可凶了，以前有个妮不听话，腿都打断了。”[详细]

受挟持被恐吓，她们被迫走上“卖淫”路

而在所谓的嫖宿幼女案中，劫持、哄骗和威胁同样被用来对付未成年少女，以达到强迫她们“卖淫”的目的。这在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地的犯罪团伙，通过层层引诱、哄骗和威胁，最终建成了一个由组织者、介绍者和“卖淫”少女组成的集团。

而在这些嫖宿幼女案中，官员一再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2007年10月至2008年7月期间，贵州习水10多名中小学生（多名未满14周岁）被强迫卖淫，涉案人员中有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以及县人大代表等公职人员；2010年9月，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法院法官杨德会因涉嫌强奸和嫖宿幼女，被判6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引发争议；2011年12月，有网友称陕西略阳县郭镇4名干部酒后轮奸12岁女生，，后被警方定性为“涉嫌嫖宿幼女罪”，引发网友愤怒。[详细]

从受害者到害人者，她们中有的人甚至成为同案犯

透过观察这几起官员强奸少女案，我们会发现，很多被强奸的少女在成为受害者后，非但没有选择反抗或者报警，反而成为帮凶，协助官员犯罪，帮他们物色并介绍新的受害者。

这种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是典型的“斯德哥摩综合症”，在绑架、强奸等恶性案件中较为常见。无疑，这些沦落为同案犯的未成年少女，在加害别人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进行二次伤害，而且一旦掉进泥潭便难以自拔。[详细]

从常理上说，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是一种变态行为，而在不少官员那儿，这种变态又有着存在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这么做成本低、收益高，即便要冒点风险。

观念日益开放权力不受制约，性道德底线频频失守

在性的观念上，国人曾经普遍都是具有“洁癖”的，甚至在十年前，含糊其辞的“作风问题”还是惩治官员的杀手锏。而随着“饱暖”的不断满足，曾经的观念、法律的界限都不断被突破，而到如今，不用“陪睡”“裸聊”“多P”等词汇描写的官员丑闻，几乎都提不起民众的兴趣。

更有甚者，母女二人，同舞一棍， 姐妹三人，共使一枪；郎舅二人，共冶一炉。这也是中国官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而今，不少官员都存有“人不风流枉做官”的观念，加之自身权力缺少监督和约束，在性腐败的大道上也就愈走愈远，性道德的底线也随之愈来愈低，各种怪癖和变态相继上演。这种情形下，魔爪伸向未成年少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详细]

“采阴补阳”的传统糟粕贻害深远，迷信“采处”升官者大有人在

“不但是《西游记》里的魔王，吃人的时候必须童男童女而已，在人类中的富户豪家，也一向以童女侍奉，纵欲，鸣高，寻仙，采补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餍足了普通的肥甘，就像乳猪芽茶一样。现在这现象并且已经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这乃是人们的生活不能顺遂的结果，应该以饥民的掘食草根树皮为比例，和富户豪家的纵恣的变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段话出自鲁迅先生的《上海的少女》一文，从这里边可以看出，用少女来“采阴补阳”实实在在是一个贻害深远的糟粕和邪术。

而在崇信这些邪门方术的明朝嘉靖皇帝那里几乎达到了高潮，他甚至要用处女血来染点一个类似蚊帐的东西，这玩意儿被称为“桃花帐”，据说可以在修炼的时候达到更高的高潮，以及防范走火入魔的风险。当然，您也看出来了，这本身就是已经走火入魔。

了解中国古代养生术的都知道，处女或者未成年少女是某些外道术士求长生的炉鼎，据说与其发生关系可以延年益寿、滋阴壮阳。这种荒唐的东西到现在还是有某些拥趸的，毋消说在迷恋升官发财的官场就更有市场了。[详细]

法律规定不尽合理，权势者借“嫖宿幼女罪”逃脱严惩

在多起官员对未成年少女的性犯罪中，“嫖宿幼女罪”一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罪名，公众认为它的存在只会放纵官员对未成年少女的犯罪，要求废除此罪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

应该说，网友的担心不无道理，从法定刑上看，嫖宿幼女罪的量刑为五年至十五年，而强奸罪则从三年至死刑不等。相应地，从管辖上来说，嫖宿幼女罪由基层法院管辖，而如果定强奸罪，鉴于情节严重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则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所以，司法实践中一般嫖宿幼女罪比强奸罪量刑为轻。

既然幼女并不拥有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意志”，那么只要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即视为强奸。这也是1997年刑法修订前，中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对奸淫幼女的一般理解。

经1997年刑法修订而确立的“嫖宿幼女罪”，越来越显示出其失误之处。“嫖宿幼女罪”的成立，等于确认了未满14周岁的幼女也拥有性行为的支配权，同时也相当于将被“嫖宿”的、未满14周岁的幼女视同为妓女，不客气地说，这是立法的耻辱。 [详细]

加之此类案件调查取证难度大，很难证明加害者犯罪成立

性侵少女案件侦查难度大无怪乎以下几类原因：一是性犯罪案件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大多数发生在只有加害人与被害人二人在场的情况下，一般没有目击证人；

二是被害女童年龄小，不懂保全证据，有的孩子被侵害后及时洗清了加害人留在其身体上、衣物上的精液等证据，有的报案不及时，证据早已遗失；

三是被害女童认知和表达能力欠缺，其陈述要么过于幼稚、叙述不清，要么表述过分成人化、易受质疑，证明力较低；

四是不少被害人及其家属由于顾虑名誉、二次伤害、加害人胁迫利诱等种种原因抵触调查，不愿配合取证，或者推翻原有陈述。

总之，正是因为受害女童中，有相当部分是未满14周岁的幼女。加害人利用她们思想心理不成熟的弱点，哄骗与其发生性关系，案发后则以嫖娼行为辩解，极力否认是强奸行为以逃避刑事责任。[详细]

在每一个少女被性侵的背后，几乎都折射出了同样的社会现状，那就是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对未成年少女的关爱和保护一直处于缺失状态。

因此无论是对残暴的愤怒还是对官员身份的失望，最终要回归到的命题——怎样保护未成年人不受到侵犯，扼住伸向未成年少女的魔爪。无论侵犯的势力是穿着权力外衣掩藏兽性的官员，还是抛弃人性、法治和道德疯狂裸奔的平民，对于处在萌芽期和花季的孩子而言，都是毁灭性的灾难。只有以道德和法治为未成年群体的成长构筑起坚固的堡垒，类似良知泯灭和人性湮灭的人间悲剧才不会重演。

父母给予孩子除物质外更多的心灵关爱；学校给孩子除知识传授外更多的德育塑造；社会在追逐眼前功利的同时，用点心思呵护我们的未来；法律在不断完善的同时，先侧重于对老弱妇孺等群体的关爱；政府权力在谱写宏大叙事的同时，留意一下隐藏在孩子身边的隐患和危险……与这些愿望对比，现实显然是糟糕的：比如有孩子吃不上营养的午餐，即便是国家实施了关爱计划；比如正有更多的儿童或孤独留守在农村、或被锁在出租屋里；比如有很多的儿童乘着拥挤的校车冒险上学……孩子们成长的环境可谓危机四伏，失去了守护，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孩子们都首当其冲。

永城官员性侵十余名未成年少女，需要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但面对悲剧，除了愤怒，社会应该给这些被伤害的孩子们更多的呵护和关爱，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这起极端的案件中，反思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只有完善的保护体系，未成年人才能免于被伤害的恐惧。以最大的诚意去保护未成年人，抵御和扼住伸向未成年人的魔爪和脏手，这是社会对未来应有的责任和态度。[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