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于泽

《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近日开始在全国公开发行。从国务院总理职务上退下来已六年的朱镕基，以这本书的形式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这种“重新回归”，其实不是他的声音、形象，甚至不是他的领导风格、个性，而是他的思想、观念及其思想和观念的高度。

领导人出版自己的专著、回忆录，在中国并不稀奇，实际上由来已久。很多开国老将军，就有组织地出版过个人的大部头回忆录，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近现代的珍贵史料。但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还很少撰写和出版个人性专著。直到最近若干年，李鹏、李瑞环、李岚清、刘华清等纷纷出版个人性的专题日记、回忆录或其他著作，这种情况才改观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史材丰富、史学发达的国度，历史记录、历史评价一向被视为政治的一个约束因素。对于皇帝的历史记录，有“起居注”，有“实录”；立德立功的大臣，在其死后，也把他们的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可见，历史记录、历史评价并非一般的文字游戏，而是政治体制的一个方面，是延续、充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大事。

当代中国处于大变革、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国家领导人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他们的经历、见闻非其他人所可比肩，他们的所作所为更是打开这段历史的枢钥。他们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然是顺应历史潮流，但历史的必然性寓于无数偶然性中。深入国家领导人的内心和记忆深处，我们就会看见那些体现必然的偶然，目睹历史的暗礁险滩，听到时代的惊涛骇浪。

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人的个人性著作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们为历史讲述、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果他们不写，也许历史学家也可以根据其他文献资料，勾勒出这段历史的轮廓，甚至整理出一个“年表”、一份“日志”。但如果不深入当事者的心灵，我们就难窥历史真实的堂奥，这必定会影响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领导人的个人性著作，是中国改革的心灵史。

但领导个人性著作还有更大的价值，如果它真是中国改革的心灵史，我们就不难读出个人文献与官方文献、个人思想观念与大政方针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张力。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人们的经历、认识、观念是有差别的，有时候差别还很大，领导集体制定的方针政策不仅要在决策成员之间进行折冲，而且要观照传统与现实。而在个人性著作中，领导人往往会留下一些个人化的观念、思想、态度等，这是一般文献难有的。

好在中国日新月异，经济、政治都在发展进步，彼时还是某个领导人个人化的观念看法，此时已成公开的方针政策。有媒体饶有兴趣地摘登了《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关于人权、民主的问答，这在朱镕基答问之时，不仅CNN记者伍德拉夫觉得敏感，而且国内也未必不觉得“问题尖锐”。伍德拉夫当时问“中国对民主有什么害怕的吗？”朱镕基回答:“我为民主奋斗了一辈子，因此，我觉得民主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人权已经入宪，而民主则被我们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领导人的一时作为无法超越历史，但他的思想观念可以走在历史的前面，而历史终究又会将历史上所有的人及其观念超越。读领导人的书，需要对照历史、实际政策与今天的现实来读。这样读，我们就可以读出人的梦想，发现国家的希望，看到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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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评论员：鼓起勇气，趟过改革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