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中国人曾经试图以其他媒介宣泄自己的情绪，持久的足球狂欢盛宴以中国足球的衰败终结，足球场内外的万人声浪隐退为狂欢者记忆深处的伤痕。经济的迅速增长、都市空间的日益狭小使得中国人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政治正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新的、纯民间的狂欢诉求悄然酝酿。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开拓了中国式狂欢的新路——啤酒节、时装节、美食节……大量隐藏商业动机的狂欢活动渐次登场，但终究因为过浓的商业色彩没能形成气候。一旦商业成为扼杀狂欢中自由气息的凶手，自由的片甲不归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盛行于上世纪90年代的摇滚乐。作为中国亚文化重要支流，摇滚乐的自由、叛逆与成长中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完全吻合，他们需要这样一种形式宣泄自己的“成长烦恼”，表达无法诉说的“愤懑”。十几年来，中国摇滚乐走过了和中国足球并无二致的荒芜之路，然而，音乐的表达更接近身体律动的诉求，它比足球有更大的能量，它比足球更容易突破地域、种族的壁垒。中国的摇滚乐迷一边骂着中国的摇滚乐，一边在吉他轰鸣中继续寻找着他们的精神寄托。

实际上，即便在西方，摇滚乐的嬗变也是发人深省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音乐的娱乐性让西方的摇滚乐同样难逃“厄运”，被各国政府视为“人民公敌”的摇滚乐成了当年他们自己在歌中唾骂的对象——和主流世界握手言和，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小痞子王朔，成功说和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恶战，不仅架碴不起来了，痞子因此功成名就，成为凯旋的英雄，夕日的叛逆者摇身一变，转瞬间就成了一尊尊主流视野中的大众偶像，进而成为狂欢行为的对象与主体，被公众捧上了天。这是泛娱乐时代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以音乐为主体的户外集体狂欢，音乐蜕变为巨大的背景声，为狂欢者提供狂舞的伴音。

时至今日，西方的户外集体狂欢只剩下了两大阵营——足球与音乐，其他的形式因为政治的、社会的含义先后退出，反倒越来越接近巴赫金所说的自由与不羁，狂欢者在舞台下成为自己的英雄。他们“走过来，走过去”，“空空的没有目的”。

必须指出的是，在今日西方世界，发生在1969年美国小镇伍德斯托克上的摇滚神话已经作古，泥浆里的肆意还在，只是，政治与社会含义已经荡然无存。正所谓“把快乐给我留下，其他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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