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出现，孝道教育也在升温。面对我国家庭结构的历史性变化，面对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面对在更大空间，以至全球范围的求学、求职、谋发展，家庭集聚时间被极大缩减，面对各种不讲亲情，不讲道德，只讲金钱与竞争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该如何行动起来，重拾这一民族传统美德？

今年4月18至19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牵头在北京举行了“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高峰论坛”，并通过“中华孝道弘扬书”向全社会呼吁：把孝纳入全体公民尤其是干部、公务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建议立法机构适时补充修改有关法律、法令，用法制的力量保证孝行的全面实施。

“重塑传统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要求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逐渐培养、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人的家庭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传统孝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复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屈忠说。

据屈忠介绍，目前，新加坡法律已有孝的相关条款，韩国也于2008年7月通过并颁布了《孝道资助奖励法》。早在2004年，南京市老龄委主任就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不孝罪”条款，不久后成都市一位名叫李宗发的律师向四川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关系规定》即“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议稿，希望能为“孝”立法。这些事例说明，在中国孝道立法工作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现代多元化社会，用法律的力量调解民事行为、推动善行，尽管要比单纯的道德教育具有更直接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还有一定的难度。”安云凤表示，像韩国那样通过奖励法来为孝道做出示范、引导、鼓励、褒奖，用制度的力量保证一种善行的全面实施，目前来看，在我国倒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