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农村，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因为，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是中国农村父母终生的奋斗目标，把两个儿子养到18岁再成家立业，是必须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近年来，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世上惟有孝字大，孝顺父母头一端……生前死后孝尽到，为人一生大事完。”千百年来，孝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子女侍奉父母、为老年人养老送终被看作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晚清曾国藩曾经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近代梁漱溟也表示，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孝经》更宣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然而，为什么时至今日，孝道观念竟然变得如此淡化甚至虚无呢？孝经在当代怎么变成了一本难念的经？

谈到传统孝道文化的式微，安云凤教授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传统孝道文化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其中优秀的民族道德传统缺乏应有的宣传和提倡，没有将传统孝道文化中的道德精华传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加之独生子女的特殊生长环境，使得传统孝道文化又一次受到冲击。

然而，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已在人们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被视为天伦之乐的“子孙满堂”一直为人们所追寻和向往。在农村，家庭养老几乎是唯一可被老年人接受的养老模式，依赖子女养老目前仍是农村养老的主流。

“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模式。”湖北孝感学院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上文认为，在传统封建小农经济下，老年人以其深厚的经验与占有绝大部分家产决定了他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性地位不可挑战，而现在的农村，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纷纷向两代人同居的现代家庭转型，年轻人通过打工所得已经远远超过父母，老人以往的家庭权威自然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大批农村青壮年涌向城市，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农村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农村养老问题日渐突显，孝文化的丧失正在成为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安云凤认为，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更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理念、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等，都使得养老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等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导致传统的孝文化难以维系。有的家庭甚至把老人是否有用、是否有钱作为对待老人的尺码，而不是把赡养老人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中华孝道调查”初期，田景军们认为不孝与四要素互为因果——教育、经济、精力、时间。而受调查的300多个子女中，56%的人也认为孝与不孝和经济有关，“等经济条件好了再尽孝不迟”。但出身寒门、只有小学文化的翟玉和却不认同此说。“孝与不孝，全凭一颗心。”翟玉和认为这颗心和教育程度无关，而与受怎样的教育有关。

“只要有心，即使没钱没文化没时间，嘘寒问暖，送碗开水也算尽孝。”对此，安云凤也有同感。

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

不顾众多子女的一致反对，一位年过70、儿孙满堂的农村老太太与瘫痪在床的丈夫离了婚，并且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一个城里的退休工人。两年前贺雪峰到四川绵竹农村调查时，这个老太太的行为让他极为吃惊，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在川西平原这个村民组，像这样嫁给城里退休工人的老太太已有3位。

在贺雪峰看来，一旦家庭代际冲突普遍化，且农村老人越来越感到指望不上子女时，他们就会留下更多的后手，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养老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老人有9000多万，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5％以上。如何使他们能够“老有所养”？

安云凤分析说，对于城市老人来说，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退休金、医疗补助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养老问题基本由国家承担。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其面临的困境就要多得多。一方面，农村老人失去劳动力之后就不再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他们所能获得的社会养老保障几近于零，这都使得农村老人在整个养老过程中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

同时，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也在为农村养老的困境推波助澜。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从199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到本世纪中期，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多。如此巨大的白发浪潮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目前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

“由于农村老人没有医疗保险，看病难的问题非常普遍。许多老人生病后不愿进医院，小病扛，大病熬，严重时用偏方，能省就省。”安云凤举例说，在翟玉和曾经调查的10401名老人中，小病吃不起药的占67％，大病住不起医院的比例达86％。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全国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只有9.5％，而老人所占比例则更低。

安云凤认为，较之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我国的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眼下，即便是在城市，社会化养老保险体系的资金、制度、人才、思想等各方面还都缺乏应有的准备，人口基数庞大又缺乏前期储备的广大农村更是力所不及。如此看来，重塑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农村养老的现实选择，“没有全社会孝文化意识的增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事业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

在安云凤看来，继承传统孝道推行中的社会保障内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结合起来，是当前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农村社会养老提供财力支持；其次，还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和社会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