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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贫富差距需要优化社会结构
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有这样的资源的：在老北京的胡同里，往往同时居住着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一般民众、贩夫走卒。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不平等的，但也不可否认他们有共生关系的一面,没有这样的关系，不同阶层的人就会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
南方周末：您认为贫富差距正在定型为一种社会结构，需要优化社会结构；而优化社会结构主要涉及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孙立平：刚才讲到定型化的话题。定型化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贫富分化的问题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我们仅仅将贫富分化理解为贫富差距的问题，更多要采取的措施主要就是在政策层面调整收入分配。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将今天的贫富分化不仅仅看作是贫富差距，而承认贫富差距已经定型为社会结构，那么，仅有收入政策的调整就是不够的，还要解决社会结构的问题，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讲的优化社会结构。
优化社会结构至少有这样几层含义。
第一，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在最低的水平上，这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至少意味着，中产阶层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社会的下层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去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明确提法就是“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际上这个问题从“十六大”起就已经开始强调。问题很清楚，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中等收入者不能占一个较大比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将会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探讨，在目前情况下扩中的途径是什么，我认为，一个现实的途径是如何使得技术熟练的劳动者成为中等收入者的一部分。
第二，保护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最重要的是谋生的机会。而谋生的机会是存在于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对于自然界，人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说鱼是生存在一种生态系统中的。就人类而言，人们谋生的机会则是存在于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因此，要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就要保护这个社会生态系统。前面我们说过，在我们今天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中，人们生存的社会生态，特别是贫困群体生存的社会生态，不仅受到普遍的忽视，甚至在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城市中，营业面积达不到多少平米的小饭馆和小食摊被一律取缔。这样一来，不仅人们吃饭很不方便，而且使很多人失去谋生机会。藏在这背后的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城市美轮美奂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一切有碍观瞻的事物，比如棚户区、城乡结合部等，都在清除之列。在西方发达国家，即使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我们，政府的财政能力也远远高于我们，也不能将贫民窟全部铲掉，原因就在于这是下层群体的安身立命之所。
第三，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我知道这样说很理想化。如果有人反驳说，在贫富分化很大，而且一些富人的财富来源很成问题的情况下，这样说太过轻飘，我也不能否认这样的指责。但我想，在一个贫富分化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总不能加剧已有的对立吧。和睦的基础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是双方可能的共生关系。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是有这样的资源的。在老北京的胡同里，往往同时居住着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一般民众、贩夫走卒。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不平等的，但也不可否认他们有共生关系的一面，达官贵人也要坐人力车，也要吃早点喝豆浆，反过来，贩夫走卒也是从这里获得自己谋生的资源。我们最近几年时间里，在为一些城市进行规划研究时，也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促使不同阶层的成员如何形成互惠共生的关系。没有这样的关系，不同阶层的人就会处于一种很紧张的状态。
第四，保护和拓展社会流动的渠道。从理论上说，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分层现象，只要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存在上下之分，世袭与继承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即使是在像美国这样崇尚自立和社会流动的社会中，世袭与继承的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如洛克菲勒、福特等大的企业在家族内部已经传递了若干世代，而像肯尼迪和布什家族在政治上的传递性也是很明显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不能完全排除为下一代人积累财富和地位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在一个社会中，继承与流动需要保持大体的均衡。尤其是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则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文本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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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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