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有没有大致计算过，如果加上种种特殊待遇方面的花费，当时社会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达到怎样一种数字？

杨奎松：我想，这种计算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今天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并不纯然是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知道收入分配不公有制度上的根源，就足够了。

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反思的是，为什么早年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建国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一切学苏联。苏联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当时也一切照搬。但问题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反对当时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特别提出：一旦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应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照此实行。相反，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党、工党起作用的结果，它们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种种流弊。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革命前基本上处于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很多新制度的选择与变异，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家或政党的理想和目标，既有的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一切。

毛泽东的不满

问：可是，您的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论述毛泽东对改行工资制造成等级制和官僚制的严重不满，他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了原有的工资差别。如果当初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志行事，是否还会造成等级制和收入分配悬殊的问题呢？

杨奎松：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也一直很纳闷———毛泽东也好，朱德也好，1950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前，都很明确地主张继续实行供给制，不希望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出来反对照搬苏联经验的工资改革呢？

由于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足以解答这个问题的材料，有些读者对我的这一部分说明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未必真的不赞成等级制。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很难认为毛泽东批评等级制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言论不是出于真心的。问题的关键恐怕是，毛泽东虽然一方面想打破等级制，破除官本位；另一方面却又始终固守并不断强化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他不清楚，越是集权，就越不可能破除官本位、废除等级制。因此，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始终是想动不能动，感到无可奈何。

举个例子。毛泽东多次讲过，他不赞成拿稿费，认为没有道理。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拿稿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惯例，就像照搬苏联的制度一样。到“文革”前，因为毛泽东总讲这种话，稿费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没有任何出版社或报社敢于停付毛泽东的稿费。结果，到1967年，他的稿费收入已达数百万元之巨。对自己账上的天文数字和各地抢着为自己修建别墅之类的事情，他有时会说说，但并不特别在意，听之任之。很明显，虽然毛泽东一生主张反特权，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党的高度集权制使他成为党和国家里惟一享有最高特权的人。他的这种权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之上的。因此，他的理想社会形态虽然是平等、平均，但真的要打破规矩，他也下不了决心。因为基于政治及权力斗争的考量，他根本就离不开这种特权地位。总之一句话，毛泽东并不了解，任何一种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权利不平等，所谓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权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

问：可否这样理解，按照您的观点，今天的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其实是建国以来制度建设不完善所造成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酵？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存在着太多受到制度保护的不受监督的特权。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都跟这种权利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

杨奎松：许多人怀念毛时代，认为那个时候大家虽然穷，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包，从小学到大学都不用交学费，也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因为干与不干一个样，都有铁饭碗。就城市居民来说，这是事实。但是有些人相信，毛时代人人平等，真正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存在贫富差距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就不尽符合事实了。

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拿这两个数字来比较前面我所举的毛时代光是党政干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不准确了。而且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时代近亿城市居民的种种劳保福利和铁饭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对大量乡村资源无偿占有的基础上、以5亿多农民的普遍贫困换来的。当年许多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文革”结束后许多老干部去原陕甘宁边区和辽宁朝阳、河北承德的一些农村考察，回来后逢人就讲，那些地方农民的生活甚至还不如解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