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有学历者这是在享受一种照顾和补贴，我以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会使另外一些个体经营者在竞争中处在劣势。其实，处在就业、创业状态的无学历者，作为中国社会的公民，他们也同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照顾和帮助。任何人在寻找饭碗过程中产生的烦恼都是一样的，对民生疾苦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对疼痛产生反应的神经感知器官，长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优惠政策不能涵盖到所有寻工作的人身上的时候，各级政府能够马上实现的事情是：为无学历人士的发展，在政策层面上拆除尽可能多的限制壁垒。

不仅如此，我还以为：我们的社会应该对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表达感谢，对那些通过各种途径自学的人表达感谢。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教育硬件长期供应不足的现实条件下，许多人做出了牺牲。这如同在粮食总量供应不够的大跃进时代，一些人通过吃树皮、吃观音土的方式而消耗了极少的、远低于人均份额的粮食；而节余出来的粮食让另外一些人能吃饱；吃饱的人有理由对没有机会吃饱的同胞心存感谢的道理是一样的。很多人没有上大学是因为他们缺乏上大学的禀赋吗？不是。从许多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看，一个智力正常、并有上大学意愿的人，是能够很轻易地实现它的上学愿望的。可见：上大学的问题，根本来说是一个国家对高等教育的供应能力的问题，是国家意志决定教育资源向哪些人倾斜的政策取向问题。

在中国，75%的生源分布在农村。有数据显示：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学校获得的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教育总经费里所占比例长期在10％以下。这是农村成为中国无学历者的大本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教育权益长期被忽视的人是不幸的，不要让不幸的人永远沉浸在不幸的泥潭中挣扎，不让他们的一生与幸福的方向背道而驰，不要让社会所有的好处由幸运者们占尽。这是中国社会应该破除学历歧视的另外一层原因：公正。

中国的宪法说：国家鼓励自学成才。这是一个重要的国策。政府是希望藉此政策，在有限的教育资源投放的情况下，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具备较高素质的建设人才。问题在于：一个在艰难环境下刻苦自学的人，比如他们通过努力掌握了律师从业知识、掌握了做记者编辑的知识，但是他的知识不被社会承认，他的就业出路和没有去自学的人是一样的，最终只能在建筑工地、码头搬运、家政劳务等行业，寻找低薪的、缺乏保障的工种。这公正吗？这对国家有好处吗？

今天的中国，缺乏着对职业从业标准认定的新方法。教育部草拟的考核标准，只是有利于从常规教育流程出来的人，却非常不利于那些从自学流程、家庭教育流程、甚至私塾教育等非主流教育流程出来的人。打个比说：人才好比苹果，标签好比文凭。教育部在自己的地盘上种了一大片地的苹果，它只对通过了自己生产流程产出的苹果，贴上一个标签，并且下规定说：有这个标签的苹果才是合格的，有标签的才能上超市销售；而来自其它土地的、来自其它生产流程的苹果，一律不给贴这样标签，不许进超市，只能沦落在地摊上甩卖的命运。

中国政府渴望人才，这好像是真的。我看到温家宝总理在去年底的一次讲话。他说：他希望高校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他很焦虑，很期待。中国大师在哪里？有多少会出现在高校？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只要我们不自卑，我们就应该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也许不比别的民族优，但也绝对不比别的任何一个民族劣。天才、大师是在人口里随机产生的。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应该能够诞生最多的大师的国家。固然，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大师的出现与优越的研究环境有关系，但是，在人文、思想这样的领域，大师得出现是不受研究环境束缚的。释迦牟尼是不是大师？孔子是不是大师？卢梭是不是大师？历史上都公认他们是。他们成为大师，靠的是他们卓越的思想能力、推理能力、领悟能力。他们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丰碑。正如没有上过几年学的卢梭自己承认的：他的老师是大自然，是树木、湖泊、云彩。

我们当然可以举出更多的未经过高校学堂而成为杰出大师的例子。前面的人物里，说李嘉诚是大师、松下幸之助是大师、林肯是大师、爱迪生是大师，这么说有问题吗？可见：在高校内寻觅大师，范围还是狭窄了些。

孔子，和他差不多同时代的老子、孙子等人的成就说明一个道理：私塾教育也能出大师。这些大师的智慧之光，还在照耀着今天的人类、造福着今天的世界。可是，我们的教育界、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承认另类的教育流程的有效性呢？

结语：今天的中国，需要在教育模式、教育认证、劳工培养、劳工认证、职业准入等方面进行革新，需要在政策层面的高度营造宽松环境，让更多无学历、有潜力的千里马能够走得出来。这不仅是提升他们民生处境的需要，更是中国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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