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第一个时期。90年代以来最大的政策变量，是小平南巡以后发生的。小平南巡后，全社会确立了市场经济格局，中央文件也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也就是说，从此我们承认是市场去配置资源，大大减少了由政府配置资源的比重。而市场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是与特定的社会分层结构相关联的。如果仔细分析90年代中期以来到21世纪初，这段时间的政策变量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本人以为，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存在。如果以中央说的“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为目标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有利于中等收入层扩大的变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不利于中等收入者比例扩大的变量。那么，究竟是哪方面政策变量的影响更大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个理论假设与证明的问题，需要实证的调查和大量数据的分析来证明哪方面政策变量影响大。

具体影响的因素有哪些呢？90年代以来，首先是两大政策变量：一个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另一个是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先看国有企业改革吧。从企业内部的关系看，应该说，90年代初以来的国企改革，相对而言，对于企业的管理层和技术层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们本来在企业里就有一定的控制权，他们自己也常常是改革的运作者，即使离开企业，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到其他的位置上去。而改革对于工人或普通的职工是不利的，他们在企业中的人数最多，就业机制转变以后，大量的失业下岗就出现在这个群体中。尤其是一些矿业、重工业和传统产业，工人、普通的职工的人数比例高，出现了大批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根据我在1998年的一个全国调查数据，如果将下岗、待业都算在内的话，当时的城市失业率超过了10%。而且由于当时的保障体制不健全，对于“买断者”而言，一旦下岗失业，医疗、养老的保障也失去了。我曾经有一个研究证明，90年代与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体力劳动者在整个改革中获利比较多，农民，工人在80年代收入上升明显。而90年代以后呢，收入分配明显地有利于管理层、技术层。好的方面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的现象消失了，但，不好的方面是工人与普通职工的地位有很大的下降。

再看看市场机制引入的直接结果。直接的结果是与市场接近的成为直接受益者。谁与市场接近呢？当然是做买卖的工商业层，所以，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段全民下海、全民经商的浪潮。当然，由于我们的市场机制初建，很多环节都不健全，市场的审批环节还很多，市场竞争机会并不均等，于是，出现了很多官商勾结、靠批件赚钱的、市场寻租很普遍，所以，权力与市场搅在一起，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蔓延开来。再加上中国自古是关系社会，以家庭、朋友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极其复杂，这样就为权钱交易创造了极容易繁衍的环境条件，其实，家庭伦理为本位的东亚社会都有这个特点。所以，韩国、日本虽然已经高度现代化了，但权钱交易的现象还是频繁发生。从地方的部门利益看，与市场最接近的是工商、税务和银行，所以，老百姓谚语说：“地方上养着三条狼：工商、税务和银行，不信你就看楼房”。

市场机制引入导致与市场最接近的工商层、老板层直接获益，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工商层、老板层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是分层的，我国当前的情况是，比较明显地分成两种：一种是大工商业主层与大老板层，另一种是中小工商业主层与中小老板层。迄今为止，我国的大工商业主层与大老板层，人数很少，绝大多数是中小工商业主层与中小老板层。根据2006年底的调查，我国目前私营企业共465万户，私营企业投资者1184万人，所有者权益超过1个亿的企业仅占2.2%，人数很少，所有者权益的中位数仅为200万，可见，即使在中国的企业主、老板层里面，绝大多数是中小老板。而且，目前在中国，做工商业经营、做买卖的绝大多数并不是私营企业主，而是个体工商户，其人数近年持续上升，目前我国的个体工商户总数超过2500万户，个体工商业者超过5100万人。如果再将那些没有正式注册的、农村中自行经商的、城市里各类人员包括失业下岗人员转而搞经营的等都计算在内，人数会大大增加。这样，与政策相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政策导向究竟应该对谁有利？是在政策上导向上是向大资本倾斜？还是向中小资本倾斜？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对于未来社会分层结构的设计。前面讲到了，中央的总体思路是“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也就是说，未来的社会结构是中层为主体的，最高的和最低的人数和比例都是比较小的。如果比较世界各国的阶级结构，就会发现，世界上有两类阶级结构，一类是中产结构，就是上面描述的中产阶级为主体，比较典型的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德国、奥地利等。另一类是下层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极少数上层大资产者，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占据了该社会的大部分财产，这样社会的中间层很小，大部分人口处于下层，南美洲、非洲、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是这种社会结构。所以，为使中间层逐步扩大，在各类政策上当然应该向中小工商业者倾斜。如果能够使中小工商业者在社会上的比例上升，如果能够使中小工商业者获得更多的利益，也是社会公众普遍获益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所说的90年代以来，两大政策变量：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引入市场机制，也造成了多方面、多层次社会与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其中最主要的资源包括：房屋、土地、国有资产、矿产资源等。下面就逐个地分析一下这些资源重新配置中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这些资源的重新配置对于社会分层产生了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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