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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革命和高科技奇迹
《东企》：国际主流媒体现在有两个热点，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印度。他们认为奇迹正在这两个国家上演。真的有奇迹在发生吗？
兰密施：整体而言印度有三件事可以称为奇迹。首先是政治奇迹。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个国家能运行起民主机制：外在的战争，内在的种族冲突，低经济增长率和低于60%的识字率都没妨碍。当然，其间有两年印度变成了威权政治，但很快又变了回来。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穷的民主国家。
第二个奇迹是农业奇迹，从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变成有能力自给自足，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美国生产的小麦有20%直接卖到印度市场。15年前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牛奶进口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牛奶生产国。美国的前总统里根称之为“市场力量的奇迹”，我不同意，政府在灌溉系统和研发上是大量投资的。绿色革命是政府按正确方式培育市场，并与私企的完美联姻。第三个奇迹是印度的高新科技产业，《世界是平的》出版之后更为世人所熟知。
《东企》：印度只有两个产业是没有政府管制的，班加罗尔的高科技产业和孟买的电影业。
兰密施：还有第三个，选美。不，我不倾向于说班加罗尔是缺乏政府投资而成功的案例。我要把那种政府没有做任何事的观点扔进垃圾桶。班加罗尔是政府的产物。IT奇迹之所以在那里成为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科研、航天、国防、电子学研究上进行了40年的长期投资。政府在正确领域按正确方式在投资，不幸的是，印度政府有太多的荒谬投资。要知道，即便是美国的互联网革命，也是由国防部最先创造出网络。我不会说班加罗尔是年轻傲慢的IT家伙们创造的。
《东企》：奇迹与正在发生的全球化是怎样的关系？
兰密施：毫无疑问，高新科技行业的奇迹是全球化的产物。但印度还需要第四个奇迹。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口进入就业市场，要生成让更广大人口受益的奇迹，不仅是少量的中上层人群和高知分子。这个奇迹需要印度人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国际环境。比如说贸易规则，更公平的贸易环境需要发展中国家的领袖携起手来，不争取是不会有奇迹的。
美国每年花费500亿到600亿美元补贴本国农民，欧盟的政策也一样，但印度没有实力像发达国家补贴自己的农民那样补贴本国的农民。以前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抱怨过，我们不能把牛奶出口到新西兰，尽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是开放经济体。前人们是有远见的，今天的全球化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1947年的远见：推动重建与发展的世界银行，致力于货币稳定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国际贸易组织。印度的发展需要执行力，也需要远见。
《东企》：美国会把中国制造与血汗工厂问题挂钩，进而形成贸易政治。印度的出口有没有类似的被责难？
兰密施：西方世界拒绝印度地毯，因为这个行业里有童工现象。我同意这个批评，童工应当被终止，这是社会的污点，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进入学校。但我真诚地不同意把这两个问题挂钩。直接采取所谓的拒绝进口或者高关税手段，数以十万计的家庭会重归赤贫，逻辑清楚和真正有良心的人都会明白我在说什么。
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理性的谈判，而不是夸张的意气用事。比如美国人来到印度，对我们说，修改印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吧。可以啊，原来印度法律不承认产品专利，只承认过程专利，他们说得有道理，我们通过法定程序改就是了。但改之前你得听我分析，制药行业会因此增加成本，药品价格肯定会随之升高，也就是说美国消费者会支付更高的医疗成本。既然我们答应了你们的要求，你们是不是也该考虑作一些让步呢。印度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但国际贸易磋商必要的互相尊重和互惠是需要的。
超越龙象之争
《东企》：您是如何对中国发生兴趣的？看您的简历，基本上与中国没有什么交集呀。
兰密施：我一直对中国有兴趣，其实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的，那时候还是个小男孩，8岁到9岁的光景。由于家庭藏书的关系，我读了不少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书。这段经历让我形成了一种心理机制，即深信这两个国家在深层次的文化方面，非常相近相融。我对中国的兴趣还来自于尼赫鲁，我一直在研究尼赫鲁这位开国总理，他非常关心中国。
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印度人不关心中国。这是世界上的两大古老文明，有世界上40%的人口，又是邻居。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印度是排名第四，我深信这个世纪是属于“Chindia”的。我曾有机会去中国访问，与中国人面对面交流，在这个过程中，“Chindia”这个词汇开始在脑海里浮现。“Chindia”不是崛起，是再度崛起（reemergence），500年前这两个文明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东企》：您能不能回忆起创造出“Chindia”的那个时刻？是在书房里还是在办公室里，或者在飞机上？
兰密施：作为政治家，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到处演讲，为形成共识而活动。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必须让别人知道我在说什么，而且语言越简单越好，不能复杂拗口。
下面这些观点我表达过很多次了：中国和印度之间有区别，比如一个是议会制一个不是；中国只有一种官方语言但印度有22种；中国的中央政府很强，印度的中央政府没那么强，很多区别。但这两个国家不是敌人：不是每种区别都会引发对峙，不是每次对峙都会造成冲突，不是每次冲突的双方都必须成为一生的敌人。说得多了，有次在演讲台上，“Chindia”就脱口而出了。
很多历史都被选择性遗忘了。比如印度的历史是中国“游客”撰写的，没有法显、玄奘这些人的记录，印度历史不可能被建构起来；再比如中国人现在每天也喝茶和咖啡，喝咖啡要加食用糖，而制糖术是从印度传播到中国的。
我们为什么要故意忘记这些？！
《东企》：通常情况下，如果不出德里您怎样安排一天的工作生活？
兰密施：我每天早晨5点就醒了，会散散步，读一些书，8:30准时到办公室。我工作12个小时。晚上散步回家，对于我是不错的锻炼。吃完饭后我还要看会儿书，23:00左右就睡觉了，我不社交、不喝酒、不出去吃饭，我喜欢家庭生活。
《东企》：您走路回家？可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认识您。
兰密施：是啊，他们会向我打招呼，或者停住跟我握手，开车的会把车窗摇下来，问能否捎我一段，或者提出办公时间的约见。当然也不是每天都这样，有时候没有人打扰我，很好啊，我是个普通人。
对了，我吃素，很喜欢在印度的中餐，而不是中国的正宗中餐（笑）。10月份的时候我会随总理来北京访问，除此以外，我想有机会去西安和敦煌转转，我去过昆明，那里气候太棒了。
《东企》：很多中国企业家都非常喜欢您的演讲，我也读过您为索尼亚.甘地主席（国大党主席）所写的班加罗尔演讲稿，非常精彩。民间有呼声说您将成为下任印度总理，您怎么看？
兰密施：我今年53岁了，做分配给我的工作，并把它做到最好。辛格总理是非常好的总理，是杰出的总理。我只能说，我会做好手头的工作，到像我这样的年龄，家庭生活也是重心。小伙子，政坛总是波谲云诡，痛苦的时日肯定比痛快的时候多得多：1996年到2004年连续8年国大党一直是在野党，作为以公共服务为职业使命的人来说，是段艰难岁月；再早些我刚从美国回来在政坛崭露头角，由于鼓吹经济自由化甚至被人攻击是CIA的特务。
我是佛教徒，相信因果，工作上很努力，生活上我觉得把自己看轻点很重要。你看到了，这里到处都是佛祖的雕像，因为佛祖总是启示我，要找到超越的力量。如果你问我政治是不是偶然的选择，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即便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也不会成为工程师或企业家。我对钱不在行，没有这方面的才华。这是我能回答你的。
《东企》：您认为在中印两国未来的发展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兰密施：印度要向中国学习，你们正在提升人均GDP和最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印度必须也这么做。我们还要向你们的基础教育工作学习。中印两国可以超越那所谓的“龙象之争”。还有，希望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都不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全球变暖不是被动的压力，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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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嘉偌
编辑：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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