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商务部长

《东企》：2005年初到任商务部时，您和老部长奈斯（KamalNath）是怎样分工的？

兰密施：我们认识很久了，所以我把自己的想法直说了。我告诉他，有些事情我是不想做的：首先是WTO，因为这是代表国家的多边回合谈判，不能有两个人说话；其次是那些联席商务会议，说实话我觉得挺无聊；再就是经济开发区（SEZs）。

印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就业，所以我要抓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像种植业、皮革和宝石业等等，通过提振出口以增加就业和民众收入。任部长以来我出国的次数都数得过来，其中包括像在孟加拉首都达卡举行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会议。

《东企》：对于商务部长这样的重要职责岗位，您有没有更系统的思路？

兰密施：当然有。总体而言是4个层面，第一，如何通过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第二，如何通过出口平衡地区间日益扩大的发展落差；第三，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第四，把出口量的增加转化成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可以给你看一组数字，印度目前的出口提供了900万人口的直接就业机会，其中2/3是在零散经济状态下的（UnorganizedEconomy），间接的就业机会在700万人左右。如果出口的增长率进一步加大，对这个国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东企》：我们注意到去年您用9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像Aligarh、Moradabad和Panipat这样的偏远小城镇，印度独立之后这些地方其实一直在大众媒体视线之外，没有联邦官员造访过。这个行程安排与您提到的4个层面工作有怎样的关系呢？

兰密施：好吧，让我这么说，这些小城镇有个共同点，不管是专注于手工艺品的制造厂家还是钻石加工业的中小出口商，都为世界贡献了高附加值的印度商品。在大城市人看起来这些地方很乏味，但无数个类似小镇的出口额加起来达到全国20%以上。现在还看不出（走访的）成果，不过这种高附加值制造业大有潜力。有人说我是平民部长，我同意。

中国的中药在国际上很出名。印度也有草药，也形成了出口产业，每年出口产值在70亿卢比（约合13.3亿元人民币）左右。但我和顾问团队们一直在反思，这70亿卢比里头有65%是直接的作物出口。为什么不能延伸产业链以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呢，肯定比卖原材料赚得更多。

正因为这些，我现在基本不接受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金奈和海德拉巴商人的邀请，这些都是大城市，是工程师委员会、合资企业商会的总部，我更愿意去那些缺乏关注的潜力地区。每年有800万印度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必须创造劳动力密集型的就业机会，这个国家不可能单靠IT和软件产业来支撑。

《东企》：我们刚去了中钢印度，他们提到铁矿石对于印度出口的贡献也是相当大的，占了印度对华出口额的50%，您怎么看待这类出口？

兰密施：铁矿石属于最基础的原材料，加工程度低。

中国相信规模化生产（MassProduction），我们的方向是大众生产（ProductionbytheMass）。（拿起桌面的上的金属牛手工艺品）这个东西在中国会生产多少，说不定是100万，但在这里，民间艺人只会做1000只。我们要在质量上下功夫，在设计上下功夫。我在奥里萨邦（Orissa）的Koraput和Gankjam考察钻石加工业，就感到有很大潜力，建议邦首席部长帕奈克（NaveenPatnaik）开办一家培训机构，把苏拉特（Surat，西部港口城市）的成功经验复制过来。

《东企》：但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对于基础设施要求很高，从生产地到出口地的物流很关键。

兰密施：印度政府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展现效率。去年我在印东北部考察，很多中小商家建议把用于防务的Gagdogra机场变成民用国际机场，不仅可以做印东北的空运物流枢纽，也可为孟加拉的经济服务。我就给国防部长打了电话，印度可以变得更有效率。

基础设施的投资会改变印度目前的GDP结构。2005到2006年度，投资占了整个GDP的32%，其中私有部门投资是25%。投资在中国一直是占GDP的40%以上的，在印度，保持在40%以上的只有消费。回到出口话题，出口对于国家经济的拉动印度肯定比不上中国，我发现不管印度做得怎么出色，中国都能干得更漂亮。不管怎么说，过去3年里印度的出口增加了1倍，从600亿美元变成了1200亿美元。未来比重也会越来越大，普通人将在发展里收获更多机会。

《东企》：像您这样的国大党人做商务部长，与印度人民党（BJP）人的施政重心还是有很明显区别的。

兰密施：这也是国大党与印度人民党的区别，我们主张发展要让中下阶层的人群分享到好处。二十多年前，当我加入国大党时，正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纷纷离开这个政党的时候。朋友们和我开玩笑，形容我是上一艘沉船的唯一一只老鼠。

1991年改革的幕后推手

《东企》：印度从1991年起开始改革开放，和曼莫汉.辛格（ManmohanSingh）总理一样，您也是幕后推手之一。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整个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兰密施：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的总理叫V.P.辛格，有一次去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他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去吉隆坡是在1974年，当时还只是个商务部的中层事务官——回国后在德里机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在飞机机翼旁的激情演讲引发了全国大讨论，“我16年前去过吉隆坡，我刚从那里回来，那里的发展让人震惊..必须说对于自己身为印度人感到耻辱，过去16年里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还有一层影响力来自中国。邓小平先生打开国门是1978年，改革开放让中国像被弹弓弹射一样来到世界政经舞台中央，国际媒体的头版头条不断有关于中国的深度报道。

有些学者分析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东亚所发生的一切对印度人的心灵造成了伤害。印度曾嘲笑和批判这些国家的发展、改革模式，但当时这些国家远远把印度甩在身后：在市场竞争力上，在收入分配机制上，民众的生活质量上，以及在义务教育领域。这些国家每年以8%的经济增速狂奔，于是印度人开始自我怀疑，工业现代化之路是不是走错了。

《东企》：前苏联的变局呢？自印度独立开始前苏联就一直对印度政经格局有相当大的渗透力。

兰密施：前苏联对于印度人充满魅力的原因在于，其展示了后进国家如何通过一系列的集权和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模式，极速迈入现代工业文明，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你们这代人很难理解，但当时苏联的形象是非常积极的。

但我们也的确注意到了事情在起变化。1988年，我陪同总理参加了同戈尔巴乔夫先生的会晤，记得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到因为国家的土豆产量一直没有增加而试图把改革引入农业领域。他的原话是，“顾问总是说钢铁、钢铁、钢铁，我总是告诉那些计划者土豆、土豆、土豆。”于是我们开始意识到，即便是苏联也开始转而关注消费者导向的经济。

到1991年6月印度改革时，这个印度曾经的最重要贸易伙伴和技术、资金提供者，已经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