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南方都市报:这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

萧功秦:我把这种模式称为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这个模式在现代化转型的初期或者起步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继承了大部分的全能主义的组织资源，通过党组织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党中央对基层党和单位的动员能力，国家对社会组织，对传媒，对社团的有效控制，这些都被用来维护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使得这个社会的政治参与始终保持一种较低状态，低度政治参与形成的稳定非常有利于外资的进入，土地与劳动力成本十分低廉，政治与投资环境又十分稳定，由此形成的产品在国际上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另外，这种模式还有一个“延迟效应”的优点。所谓的延时效应，就是把民主体制下可能立即释放的矛盾，通过强力控制而延时爆发，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稳定，能够为高难度的改革赢得时间，有些矛盾在弱政府的条件下，可能早就爆发了，但强控制下能够压抑，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做一些短期内做不到，而长期内做到的事情。一旦新的矛盾与问题出来了怎么办？还是通过这种“延迟效应”的再次延续来解决。但这种“延迟效应”可能也具有两面性，也可能使问题积压的越来越多，最终集中爆发而失控。另外，由于这种模式脱胎于全能主义，社会较弱，缺乏有效的社会制衡机制，以及权力内部本身缺乏竞争，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所有权威政体都要面对的腐败严重，社会不公严重等问题。

南方都市报:中国如何在这种维新模式下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选择哪种改革路径？回到原来的问题，就是从千年文明史上该如何评价这30年改革开放的模式？

萧功秦:如果从千年史的角度来看，近百年的中西文明碰撞，从文明结构上看，是多元竞争性文明与大一统的“安分敬制”性文明之间的碰撞，中国近代的挫折与失败，与这种以分为内核心的文明共同体缺乏演进与适应能力有关。如果说，建国以后形成全能主义政治体制与经济上“统购统销，统分统配，统进统出”计划体制，把社会重新归位到一种集权控制程度更高的同质性、板块型的、以“单位所有制”的“分”为基础的组织结构里，从而使这一体制失去了微观竞争力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那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由于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活力，这就使一种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性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蜕变演化出来。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改革把社会成员、企业、社团共同体、各省、各县、各乡镇，各村与个体，从板块型的计划体制中分离了出来，使它们在市场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相对自主、相对多元的利益主体。市场经济激活了多元利益主体的主动性。原先的大一统的计划体制结构，分化为多元的、小规模的、竞争性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而小规模，多元性，竞争性，开放性的精神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被移入，是中国的经济进步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