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在外部压力和内部人才匮乏的条件下，这一轮的应对算是失败了，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当时也差不多与中国同时期进行的维新运动，但却成功了。

萧功秦:这个问题美国的学者赖肖尔曾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日本当时有两百多个四分五裂的藩，在形态和结构上都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在应对挑战中，它们有多个试错主体，能对外部的挑战和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的反应。

由于中国适应力太差而落后于日本，并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陷入深重危机，于是中国人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医生就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觉得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总不能看着他死，这就是激进派的意见；另外的医生是觉得病实在太重了，动手术死得更快。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守点好。这种“急诊室效应”对于当代中国人也应该是有启示的。

清末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选择的路径有问题。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话，需要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来集中资源应对复杂的形式，在政治稳定条件下，来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引进实业，发展教育，最合适的形式就是一种开明的专制主义形式。日本的明治维新、彼得大帝，俾斯麦的改革都是采用这种模式。然而，中国却走了一条南辕北辙的路，清末新政一开始也是采用集权模式，但1905年后，因为日俄战争，中国的士绅阶层当中，包括知识分子、官僚权贵阶层都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共识。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打败俄国，是因为立宪政治打败了专制政治，中国要富强必须要学日本立宪。然而，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日本并不是真正的立宪，立宪只是文饰其开明专制的一个符号，（日本人自己说他们是“伪立宪的开明专制”）中国人从学日本钦定立宪起，却不自觉地走向了英国的分权立宪。这种立宪就是一种分权模式，权力分散，地方自制。其结果就是，这种权力分散模式就使得大量的士绅阶层突然地通过立宪而涌入政治场所，这就形成了一种政治参与极度膨胀。于是，专制下压抑多年的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在合法的平台上释放出来。这些政治诉求在长远来讲都是合理的，但在短期里面根本无法实现，形成了一种失控状态，政府满足不了这些政治诉求，士绅们就就会产生一种挫折感。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大，最后这部分群体就转变成革命群体。

从辛亥革命到计划经济的四次现代化尝试为什么没有成功

南方都市报:这里面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人在100多年的现代化应对中有一个很错误的认知，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治理架构其实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它是结果，不是过程。而我们往往颠倒了因果关系，而忽视了对这个制度本身社会结构、各种支撑要素的培育。

萧功秦:清王朝的开明专制模式，但是路径选择的错误，再加上清王朝统治权威的极其衰弱，所以尽管它的改革时间有11年那么长，幅度大，范围广，从禁鸦片，引进实业，发展教育，建立巡警部、派出所，福利院，再加上军事、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改革等，但却因排满民族主义的崛起而失败了。其原因与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有关，中国清王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来统治大多数汉人时，它的权威的合法性是非常脆弱的。实际上，辛亥革命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一个早熟的民族主义革命，是以排满为基础的。革命者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实际上是乌合之众。当时各省独立后，互相之间没有统筹关系，没有命令和被命令关系。那时如果各省各管各的话，中国在外国势力的虎视眈眈下，很可能被瓜分掉。怎么办？大家就赶紧要团结起来，一省一票，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参议院，像美国一样的十三州联盟，就是联邦体。在当时中国人心中，民主制是个好机制。中国可以简单地复制，孙中山当时就是这种观点。

建立了民主政治谁当总统呢？南北方势力妥协的结果是袁世凯，但却采取了最糟糕的政治模式———混合内阁制。内阁制要比总统制更不适合中国国情，内阁制的操作非常困难，国会中多数议员又是国民党，这样就不断地出现内阁危机，这一方面是内阁制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完全没有建立多党民主制的条件，既没有契约精神，也缺乏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成了一个党争的场所。章太炎对此曾有清晰的认识，他称当时中国的议会制是“横取他国之法，强势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