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这个帝国的政治治理架构，可以说是秦朝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定好调子了？

萧功秦:秦还是一个很粗放的帝国，制度设计还处于粗放阶段，不那么精致，皇帝要做什么事情，可以无所顾忌，肆意而为，社会内部没有制衡皇帝的机制，但到了汉武帝时，帝国文明进入比较精致化的阶段，通过儒家的思想，对统治者的为所欲为进行某种内在的约束。

在小农经济下，有一个矛盾，那就是，由于个体的生存方式和消费方式大体相近，喜好和厌恶的东西相同，而资源是有限的，荀子在《富国》篇里对此有颇为精妙的解释，那就是“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于是就会陷入荀子所说的“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的困境。怎么样通过一个结构来维持帝国的稳定，来维持它的凝聚力？在中国是通过“分”来实现的，正如荀子所指出的，“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则，管分之枢要也。”“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分”提供了帝国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的组织原则，它是这个同质性个体构成的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它要求个体“安分敬制”，每个人根据自己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功能或职能，被安排在不同的等级中，分配给他不同的地位、荣誉和各种稀缺资源，这种体制扼杀了个体的个性和创造力。华夏文明就像一个由无数生命体的砖块按照固定的标准整齐堆砌的巨大墙体，缺乏对环境变化的反馈能力和适应能力，当然竞争不过欧洲文明由无数个自主活动的细胞聚合而成的生命体。

南方都市报:这怎么理解？

萧功秦:与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相比，西方，或者说欧洲文明是一种竞争性的文化性格，这可能与欧洲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有关。欧洲存在着山地、丘陵、平原和曲折的海岸线，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们，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同的经济生活，语言，宗教等，它们很难融合成为同一民族，只能在竞争中求的生存发展。欧洲中世纪的国家和城市为何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此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这些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通过无数次的试错，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办法，通过吸引资本、人才的政策来增强本国的生产能力和财富，进而发展出了一套有效地保护私有产权、工商业，保护个人创新的制度环境。一些国王为了应对战争，增加税收，也不得不向议会妥协。这种竞争的结果又会使得一个国家的现今制度不断扩散，最后完成了整个欧洲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资本主义并不是根据某些理性原则人为设计的，而是人类无意识的试错与适应环境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正如一位德国学者所言，“欧洲的不统一曾经是我们的幸运。”

清王朝应对现代化挑战的失败

南方都市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失败后，这个帝国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在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复杂认知过程。回到时间序列上，清帝国的第一次正面应对挑战是洋务运动。当时帝国的精英阶层最先的反应是震惊，湘军的著名领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飞驰的英国战舰，震惊得从马上摔下来。但最后还是行动起来了。

萧功秦:对。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当时少数的洋务派政治精英，开始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从洋务运动到今天大概150年的时间内，中国进行现代化应对大概经历了6个阶段，我把它总结为六次政治选择。一是清帝国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爆发标明这一专制化运动的失败。二是从1911—1913年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1949年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第六次就是改革开放的维新模式，我把它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要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要评价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就需要先剖析这六种政治选择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