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萧功秦:清帝国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后，最早的选择只能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因为当时的精英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社会政治组织来解决面临的问题。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如此。

李鸿章把西方列强的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于是通过效仿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就成了洋务派的基本选择。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利避害意识。但这种运动一旦开启，就具有“弥散效应”，只要在军事自强运动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如此大的资金等，他们又要想其他的办法。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这种弥散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

洋务运动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中国人自己，而是取决于日本是否比中国更快地，更有效地实现现代化起飞。中国不得不过早地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摊牌。中国在这次决定性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中国的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一种更激进的模式取而代之。

南方都市报:戊戌变法。

萧功秦:戊戌变法的实质性问题是当一个民族陷入焦虑时，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才，官僚士绅阶层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新的观念，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而有这种眼光的恰恰是民间的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有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缺乏体制内角色的训练，对于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他们来推行改革的话，实际上就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

南方都市报:这是严复当年对康有为的评价。

萧功秦:对。那是当时中国赢来的唯一的好的机会。在甲午战争之后，全国各阶层，包括士绅阶层，也包括保守派的士大夫都在感到中国非变不可啊，保守派甚至主动要求张之洞到北京来主持变法。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有那么强的一种社会共识，但这个体制内却没有产生它所需要的人才，原因就是这个体制本身有个过滤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体制外的，在野的没有受过那个体制的污染的，而有新鲜眼光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有他的致命弱点。所以后来我们看邓小平的维新模式，邓小平恰好这两方面都具备，这也保证了他的成功与贡献，当然这是后话。

在激进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的100天时间内，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之间根部不配套。比如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要求中国的老百姓都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穿西装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有助变法成功。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不仅大大地触犯了普通士大夫的利益，也触犯了资深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顽固守旧派（徐桐、倭仁等）、曾经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鼎等）三股政治势力联合反对激进派，并形成了“神圣同盟”。

戊戌变法失败后形成一种反向运动，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加以取消。这种反动几乎走到了极端，就引起八国联军的入侵。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再次屈辱地签订了庚子条约。统治者又意识到非改革不可，这次改革他们是真诚的。因为它的合法性受到极大挑战的统治者，它想用真诚的改革来挽回威望，但为时已晚。用大幅度的，范围广、高难度的改革来挽回统治者的威信，结果是改革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满，在这种社会不满的压力面前，统治者又想用更大幅度的改革来迎合人们的改革愿望。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饮鸩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