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于是当时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失败，内阁危机不断。

萧功秦:是。两次内阁危机后，袁世凯最后采取下策，就是暗杀，接着就是引起了二次革命，袁世凯随后建立了独裁政治，也是威权政治，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新权威主义政治，也是亚洲近代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政治失败后，从黎元洪，段祺瑞开始陷入军阀混战，当时强人政治的条件已经不具备了，段祺瑞只是强人中的一个，其他人的人不买他的帐。段祺瑞如此，冯国璋如此，到后来的吴佩孚也是如此。这样就使中国整个社会失序，天下打乱，军阀混战。当时中国面临的其实是一种碎片化状态。

南方都市报:中国是如何从这种碎片化状态中走出来的？

萧功秦: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中国可能会出现长期无法统一的“五代十国”式的分崩离析局面。当时苏联是唯一对中国感兴趣的国家，苏联通过让中共参加国民党，来实现国共合作，苏联支持国民党军事现代化。这样就使得一个省———广东省能在当时突然壮大起来，源源不断的军事专家，顾问和武器的支援。它后来迅速地通过各个击破，在2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整合中国。随后就进入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从1928—1937年的国民党开始了新的现代化尝试，这一时期也被他们称之为“黄金十年”。据统计，经济增长年均11%左右，也为之后的抗战奠定了最低限度的基础，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的脆弱的组织力、凝聚力、意识形态的信仰能力和内部的派系结构，在这个大风浪中迅速涣散。而抗战突然胜利使得长期困顿中的“接收大员”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制度监督的情况下，陷入了“爆炸性腐败”失控状态，最终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的竞争中败北。而随着红色革命的胜利，中国由此进入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下的全能主义模式。

南方都市报:这种模式最终失败的原因何在？

萧功秦:中国最终走向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全能主义模式，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中国面临全面危机后，一次次解决方案都失败后，使得一批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和领域，才能重建社会、国家和组织制度，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种种原因，解放后中国没能选择一个容纳市场经济的、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新民主主义模式，而是走向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体制缺陷非常明显，首先抑制了微观个体在经济上的活力，用阶级斗争观把人归类，在户籍制和单位制下，重新建构了社会“分”的结构，而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又缺乏利益激励机制，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停滞。二是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和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的局限性，很难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三是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并不可避免。毛泽东在分析这种官僚病产生的原因时，认为既然公有制本身的结构没有问题，那就是“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腐蚀和破坏”，并据此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极“左”思潮的灾难性后果，最终引起了执政党世俗理性的觉醒，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