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在毛、刘之间四平八稳的态度，无疑使毛泽东更坚定了把刘少奇搞下台的意愿。自1964年12月，毛泽东当面向江渭清表明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已经过去一年，地方大员仍将刘少奇奉为神明，依旧按照党内的某种统一风格，在说着“老话”，这一切都令毛泽东对由他一手创造的庞大的党机器产生出强烈的排斥。在毛想象中的世界里，刘少奇已严密控制了全党，而毛泽东的话已到了差不多没人听的地步。刘少奇下台后，毛泽东在历数刘少奇“罪状”时，曾经提到刘少奇责难江渭清一事。1966年10月24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汇报会议上，指责“少奇说江渭清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为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指责刘少奇一事，在江渭清的回忆中只字不提）。看来，围绕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对毛刺激颇深，这也是毛泽东在扳倒刘少奇后，仍将各级领导干部“一锅煮”的原因之一。江渭清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文革中，毛同意“点名”批判江渭清，但又不要将老干部完全打倒，这使他感到费解。其实，毛只是要“教育”他们一番，要他们为昔日“听少奇的话”付出代价。

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围绕四清问题的争论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孰是孰非？一般认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乃是为了保护干部。然而事实上，刘少奇在1964年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其言辞之左，与1947年刘少奇主持老区土改的过左政策如出一辙。1964年在大陆各城巿普遍上映的电影《夺印》，和被四清工作队员视为“干部必读”的陈登科的小说《风雷》，均反映了刘少奇当时左的观点。刘少奇虽没有提出“走资派”的概念，但其左的精神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正是因为刘少奇的左调与毛的左调基本合拍，当时参加制订《二十三条》的各地负责人，对该文件中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无特别的感觉。

1964年，刘少奇意欲在毛的框架下搞出新花样，并试图抗衡林彪。然而，在毛划的小圈圈内做文章又谈何容易？刘少奇的迂回天地狭窄，注定跳不出毛的如来佛掌心。刘少奇本欲求神，却把灾难请下来，这也是刘少奇始料不及的。

在中共核心层领导中，刘少奇素有个性谨严、善于自制的名声，其实刘少奇的谦和多表现在他受毛泽东的指责以后。1953年高岗四处游说反刘，当毛拋弃高岗后，刘少奇仍坚持要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1965-1966年文革前夕，刘少奇更是表现得特别平和、低调，他知道毛泽东对其不满，但没有任何“抵抗”的举动，而是一有机会就进行检讨。1966年5月，毛泽东依例让刘少奇主持清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5月26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将自己从1927-1965年所犯的“缺点错误”事无巨细通盘鞭挞一遍。刘少奇几乎是默默忍受毛泽东对他的封锁和打压，而在1964年他的权力趋于高峰时，他可以从济南、合肥到南京，一路“发脾气”。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踌躇满志地在抖落他对刘少奇的怨恨。毛泽东口口声声说，他退居二线有意大权旁落，是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其意在表明，刘不堪造就，辜负了他的栽培。然而，毛泽东何时真正退至二线？大政方针、用人大权，毛泽东何尝一天松过手！当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积累的威望和影响力在1964年有相当发展时，毛就决定要废黜刘少奇，甚幺“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

毛泽东惦记着江渭清。1967年2月，毛命周恩来用专机将江渭清等几个华东地区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的京西宾馆，使江渭清摆脱了被造反派批斗之苦。1975年，毛泽东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为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直至1982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转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后长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风云莫测的毛时代，练就了一套极为丰富、熟稔地应对北京的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倾的风暴中，巧妙地维护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机、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刘争执中避祸与身，终于渡过了文革的劫难。江渭清现已87岁，如今细细检索当年旧事，虽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讳，但总体上仍不失客观和真实，其回忆录称得上是一部颇为珍贵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态学的实录。它展现了地方与中央各种复杂的、起承转合的关系，不仅是可供研究的样本，亦是一部毛时代地方官员的“心灵史”。笔者读之，眼前浮现出50年代后在江苏大地上所发生的革命、改造、斗争的一幕幕景象，更生出无穷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