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自1949年后长期在华东工作，与江渭清有同僚之谊。柯庆施虽对江渭清时有压力（催促“反右倾”），但并不具体干涉江渭清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华东地区既已有了谭震林、柯庆施这两道屏障，刘少奇自然对之奈何不得。但是到了“七千人大会”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刘少奇的影响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毛泽东再度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继之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向党内健康力量发起反击，威逼全党就范。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反击毫无抵抗，他随即作了“自我批评”，紧跟着毛泽东大唱“阶级斗争”高调，进而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巿开展“五反”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总是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11月，刘少奇派出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河北省委工作队，前往抚宁县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下乡蹲点的成果，就是产生了轰动一时的“桃园经验”，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桃园经验”，刘少奇与江渭清发生了争执，毛、刘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激化。

1964年6月底，刘少奇带着王光美离开北京，前往十一个省巿巡视指导运动，并由王光美在各地党政干部大会上做介绍“桃园经验”的报告。7月14日，刘少奇等来到南京，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下。

刘少奇此行来势猛烈。据江渭清记述，当刘少奇抵达济南时，华东局即派书记魏文伯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刘少奇一行至合肥。魏文伯与江渭清是老同事，特从合肥打电话给江渭清通气，提醒他“要小心”、“注意”，因为刘少奇一路“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刘少奇在南京“开讲”了两个下午，他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刘少奇还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若不蹲点，就没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巿）委书记、县委书记。

江渭清虽然事先有魏文伯的电话通气，但是既有前几年面折毛泽东的勇气，对刘少奇也就不惧当面陈述自己的不同看法。刘少奇认为江苏的运动打了败仗，江渭清坚持说，不能这幺讲，江苏省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江渭清又说，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反驳道:“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江渭清寸步不让，回答:“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

就在江渭清与刘少奇这番辩驳中，江渭清忽然抬出了毛泽东，他说:“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刘少奇当即打断江渭清，转问他对王光美的报告有甚幺看法，因为江渭清没有出席并主持江苏省的王光美的报告大会。刘少奇逼问江渭清:“究竟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江渭清给刘少奇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刘少奇更进一步追问:“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执行。”

江渭清的这番回答，引致刘少奇的强烈不满。第二天在刘少奇离开前夕，“脾气”终于爆发。刘少奇明确告诉江渭清，他的意见“是不对的”，江渭清则坚持原来的看法，两人发生顶撞。返京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修改《后十条》小型座谈会，在会上抓住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打击报复社教积极份子的事件，强调要对“高沟事件”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而在会议之前的7月29日，平日较为谨慎、因“桃园经验”一时跃入政治舞台中心的王光美，竟直接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定性: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揭发“高沟事件”本是江苏省委在北京压力下为顺应“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加工提高的产物，现在刘少奇抓住这个事件，就是为了证明他对基层政权已烂掉的看法的正确性，并且要以此“事件”为起点，继续挖出上面的“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