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64年12月，北京形势丕变，毛泽东出尔反尔，一改原先支持刘少奇的态度，转而和刘少奇发生对立。自1963年秋王光美蹲点桃园，刘少奇全力主持四清运动近一年时间里，毛对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均表示支持。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刘少奇，乃是刘少奇的左调均来源于毛本人，刘少奇的若干“新语言”，也是在毛的左调基础上的发挥。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显得心满意足。

事实正是如此，刘少奇的言论皆有源可稽:1964年初，王光美向毛汇报桃园大队的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毛泽东说，根子在上面。“扎根串联”一说，最早版本也属于毛泽东。早在1961年1月，毛就提到要派大批干部下乡，深入“扎根串联”。1963年5月，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要采取扎根串联，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全国1/3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1964年8月底，毛同意向全党转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还称赞过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写下批语。毛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毛泽东并对刘少奇的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具有毛氏特色的领袖型哲学训示，并指出如不这幺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江渭清回忆录》完全回避毛曾参与刘少奇信一事。）

毛泽东为甚幺忽然转变对刘少奇的态度？结合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一系列举措，即可发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乃是事出有因、有迹可循的。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1）蹲点问题。刘少奇在1964年夏四处游说，其间还曾返回北京，于8月1日向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讲过一次。刘少奇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这段期间，刘还反复强调，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四清的发言权。刘少奇的这些话本无影射毛泽东之意，但是在极度敏感的毛那里，刘少奇的这番话用意险恶，有逼宫之意。在中共上层人人皆知，1961年刘少奇曾在湖南宁乡老家蹲点44天，而毛从未蹲过点。（2）“调查会过时论”。刘少奇宣扬，深入了解基层的不二法门是“扎根串联”，开调查会已不能接触农村真实情况，因为基层干部大多有问题。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如今刘少奇予以否定，被认为有贬毛之意。（3）批江渭清的教条主义问题。刘少奇批评江渭清将毛泽东著作当作教条，矛头直指对毛的个人崇拜潮流，明打江渭清，实攻毛和林彪。（4）“大捧王光美”。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5）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

1964年12月15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大区书记和各省委第一书记。正在蹲点的江渭清没有接到参加会议通知，原计划由陈毅来华东时向江渭清传达会议精神，而其它地方领导人则中断蹲点，前往北京赴会。显然，不让江渭清与会可能具有某种含意，毛泽东当即注意到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命江渭清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当时谁也没料到毛泽东几天以后会向刘少奇发起突然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