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是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的实职高干中，尚没有大抓右派。这或许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然而，江渭清的圆熟帮助他避开了毛泽东的进攻。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当时他是这样应对毛泽东的: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幺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上述的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经常有意无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泽东，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但是，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然而其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对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并不表明他可容忍对自己权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岛会议后，毛泽东派出了反右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康生指导江苏反右运动一事，在《江渭清回忆录》中被略去）。

彭真与康生各自负有不同的任务，彭真的使命是督导在江苏省委内部抓右派，康生则是负责在江苏文艺界抓右派，对于这两位直接由毛泽东派出的中央大员，江渭清的反应也相应不同。

彭真在中共八大以后地位上升，其实际权责近似党的副总书记。彭真在来宁前，毛泽东曾当面交代说:江渭清“右”，但是毛又要彭真个别向江渭清打招呼，表明他并非有拿下江渭清之意。

江渭清极为聪明，他请求彭真在江苏省委常委会上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彭真当着在坐的常委不好明说，只是含混问道:“江苏为甚幺不打右派？江苏有没有右派？”面对彭真的指问，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江苏省委内部的反右运动，最后以批评几个厅级领导干部的“右倾”而最终“过关”。在反右运动中，江苏省委常委和各地巿县主要领导中没有抓一个右派，这全依仗江渭清的保护，这也说明，即使在党内高压气氛浓厚的年月里，省一级地方领导人在执行北京政策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的弹性活动空间。对这个活动空间宽严尺度的掌握，往往取决于“第一把手”的个人意愿和态度。与江苏情况形成对照的是，由江华任第一书记的浙江省，把省长沙文汉和其妻陈修良（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双双打成右派；由曾希圣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也打成了右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渭清当年所要保护的仅是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则不属这个范围。康生坐镇苏州查办右派所获的“战果”是“揪出”了一个名曰“探求者”的“右派集团”。“探求者”是由一些江苏青年作家在1957年春自发组成的文学社团，仅存在18天。据长期担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回忆，当时江苏省委曾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对这批人的处理问题，尽管所有的常委“没有一个不想保他们的”，省委宣传部长俞名璜甚至“说着说着，眼泪汪汪”，但是最终“还是没有保得住”，这批青年作家全部被打成右派。《江渭清回忆录》称，江苏省一共打了13，349名右派，占全国右派总数的2.4%，属于全国打右派比较低的，若从江苏人口看，比例更低。事隔四十年后，江渭清对此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为此“一直内疚在心”。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开启了对地方工作直接干预的闸门，毛的干预的无序性和强制性，逐渐成为北京与地方关系中的显着特征，使得地方领导人对北京的依赖进一步加强，地方领导人与北京的关系更趋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