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射向江渭清的另一支箭，是抓住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发出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提到“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善始善终抓好社教运动。刘少奇当面质问江渭清:“为甚幺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刘少奇这一招确实击中了“要害”，既然江渭清可以抬出毛泽东为自己辩护，刘少奇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刘少奇的这番追问，江渭清极为紧张，他立即向刘少奇作了解释。这一次，即连一向对刘少奇阳奉阴违的柯庆施也发了慌。一旦刘少奇又以“护法大师”的面目出现，柯庆施则不得不退避三舍，他一连打三个电话逼江渭清非作检讨不可。

此时的刘少奇已走出1962年下半年的低谷，正走向新的权力高峰。江渭清返宁后迅速布置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并且亲自下乡蹲点。到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汇报全省运动进展情况，并且特别报告了根据刘的指示，正在研究处理“高沟事件”，又一次就江苏省委办公厅7月28日发出的通知，作出检讨。

刘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后，于9月23日覆信给江。刘少奇在这封信中首先针对江渭清信中所写的“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一段话，表示这些话“不完全正确”。刘少奇提出“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他并举例应学习由中央批转的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大庆油田经验和“桃园经验”。刘少奇解释他之所以反对学习江渭清那篇讲话，是因为江渭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在江渭清的回忆中省略了当年刘少奇信中有关对他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其实，这正是刘少奇信的要旨所在，也是导致毛泽东疑忌刘少奇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少奇在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着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因此，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那篇讲话“不值得学习”。

1964年刘少奇将全副精力放在社教运动上，他试图在毛泽东的框架内放入某种含有他个人色彩的内容，“桃园经验”的产生即是他这种“新思维”的果实。但是，地方领导人各有其复杂背景，即使在1962年后党内日趋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各地方领导人仍存有管道联系，以应对北京层出不穷的政策变化。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中，任何与毛的话语稍有差异的言辞都能被地方领导人立即识辨出来，作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这就是为甚幺刘少奇在山东、安徽和江苏都“发了脾气”。为了与影响正日益上升的林彪相抗衡，刘少奇作出最后一搏。他试图以江渭清做鞭子，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降温。1964年10月20日，刘少奇在文革前最后一个强势动作出台，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刘少奇还派出他的老部下，时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等来江苏检查和指导四清运动。薛暮桥等曾写信批评江渭清和江苏省委的检查没有“把认真讨论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同反右倾结合起来”，没有“抓住省委在指导运动中的一些突出的错误事件进行分析和解剖”（薛暮桥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对此段史实只字不提）。据惠浴宇回忆，这个由北京派出的“来头很大的工作组”在淮阴搞“四清”，执意要把“一个县委和该县所属几十个公社领导”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惠浴宇在这里指的就是涟水县委。该县委的直接上级淮阴地委书记孙振华向省委陈情，要求保护这批干部，得到省委的支持，但孙振华却因此“搞坏了”与北京“某些领导人的关系”，不久便被调往安徽巢湖地委工作。此时若非形势忽然发生转折，针对江渭清的动作可能还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