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杜方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央领导人的轻率断言和各方的片面宣传绑在“红总”战车上的。当然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看，他最终又是毛泽东“文革”理念内在冲突和中央政策左右摇摆的牺牲品。

如果说杜方平主观上并没有挑战中央指示和南京军区主要领导人权威的意向和胆识，那么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南空政委江腾蛟、副政委王绍渊和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等人，都是十分自觉地依附于林彪山头、积极充当林彪在军队内部扩张势力、排斥异己的政治打手的。

江腾蛟是湖北黄安人，与林彪有同乡之谊，又是林彪在“四野”的老部下，“文革”前任南京军区所属空4军政委。他利用叶群在苏州浏河搞“四清”的机会，与林彪、叶群拉上关系，1966年10前后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7年初，他在林彪的支援怂恿下，首先在南京军区空军系统内部大搞派性斗争，打倒深得许世友信任的南空司令聂凤智，夺得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大权。武汉“七·二○”事件之后，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等人利用其对空军的控制，紧跟林彪的战略部署，在南京军区内部煽风点火，制造分裂，成为策动南京“倒许”风潮的重要幕后力量。其具体活动包括:

7月21日，杨成武、余立金跟随毛泽东从武汉到上海。第二天高浩平飞往上海。3天后王绍渊也飞往上海。他们显然从余立金（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后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那里探听到中央高层对武汉事件的态度。

7月27日，南京军区召开“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大会期间，王绍渊就利用军区主要负责人安排聂凤智上主席台的问题，先后三次向杜平发难。

8月初，高浩平在空军454医院造反派集会上，针对“八·二七”指责“红总”的“打砸抢”问题发表讲话说:“打砸抢不是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红总”反许世友、杜平，大方向是正确的。”

8月5日，王绍渊、高浩平召集南空司、政、后各大部长会议，高浩平在会上说:“从浙江、安徽的问题看，根子在南京军区。”王绍渊与他一唱一和，指责许世友在延安时就反对过毛主席。

8月8日，高浩平接见空字009“红旗兵团”勤务组成员，对他们说:“军区问题很严重，许世友是聂凤智的黑后台，……打不倒许世友就打不倒聂风智。”他还说:“军区实力派是许世友，杜平是被推到第一线的。八·二七保许世友保到什么程度？许世友操纵八·二七操纵到什么程度？我们正在调查”，“八·二七现在揪杜方平……杜方平是最早起来造江渭清反的，是中央肯定的，现在他们（指“八·二七”）揪杜方平，就是他们在政治上陷入被动，……武汉事件发生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转捩点，《红旗》十二期社论吹响了冲锋号”，“你们打倒许世友，打倒聂凤智，我们支持，许世友、杜平是有问题的。”

8月9日，王绍渊、高浩平召见南空政治部文工团“革筹会”的几个头头，说:“现在已由揪党内一小撮转为揪军内一小撮，你们可以杀向社会锻炼锻炼”，“南空党委同意你们杀向社会，许世友的问题很多都是纲上的，你们要我表态，越早越好。我们不好出面，你们表态，实际上就是我们表态。”就在这次接见的当天，南空政治部文工团“革筹会”就发佈了一个“打倒聂凤智”、“打倒许世友”、“打倒徐向前”的声明。38

8月10日，王绍渊、高浩平前往上海。11日，他们从上海电告南京:“不要和军区站在一条线上”，“不要支持X（“八·二七”）派”。12日，他们又主持召开南空党委紧急会议，在会上做了题为“站稳立场，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划清界限”的报告。

8月13日，他们召集“红总”负责人会议，明确表态:“现在南京军区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我们也是一直受到压制的，我们现在已经杀出来了。……武汉问题发生后，全国形势高涨，中央很明确，我们要有信心。当然南京不是孤立的，江、浙、皖三省都有发展，杭州前几天比你们还孤立，现在也在好转嘛！”

在王、高“八·一三”表态之后，南空部队影响覆盖的无锡、苏州、丹阳、常州等地“支左”部队立即作出积极回应。39

南京空军负责人的上述言论和行动，无疑对“红总”的“倒许”风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显然与武汉“七·二○事件”的结果有关。刘丰就是因为在打倒陈再道的斗争中表现积极，由武汉空军部队首长一跃成为大军区首长的。

五、“蝴蝶效应”之联想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述可以看出，1967年夏天的南京“倒许”风潮是由一系列错综複杂的因素促成的。本文虽然不可能穷尽造成这个历史事件的所有动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获得一些明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