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南京“倒许”风潮的内因是什么？“红总”与军方的矛盾冲突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毛泽东关於“文革”的战略部署和1967年8月以前南京地区的“文革”发展状况有一个大致的瞭解。

简单说来，“文革”是“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中共党内高层认识分歧的产物。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刘少奇及其党内追随者清除出党。毛的这个战略意图可以从《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六条》以及他同斯诺的谈话中明显地看出。不过毛泽东在酝酿发动“文革”的时候，并未意识到可能发生的複杂变数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依据延安整风和庐山会议的历史经验，毛泽东似乎乐观地认为，只要他明确表示出打倒刘少奇的意向，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这一边，然后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文革”运动便可以胜利地宣告结束。然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结果大出毛泽东意料之外。尽管他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结果并没有达到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战略目标。

於是毛不得不调整其战略部署，将主攻目标转移到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身上。其如意算盘是借助群众性的“造反”、“夺权”运动，冲垮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格局，打倒那些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然后重新任命一批“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用“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林彪的话讲，就是“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干部”，9“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10从而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将刘少奇彻底打倒。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66年8月以后各地群众的“造反”运动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并从1967年初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然而毛泽东并非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群众运动不过是他进行党内斗争的一个工具。因此，尽管毛泽东在“文革”运动初期十分强调“大民主”的积极意义，强调群众运动的自发性、自主性和天然的合法性，但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放松对群众运动的干预和控制，一直试图将群众运动限制在他所设定的轨道之内。

例如，毛泽东在1966年7月对中央负责人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给群众运动定框框不行”，要“把一切框框打的稀巴烂”。11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示林彪等人部署驻京部队对红卫兵实行政治军事训练，重点是“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12意在加强红卫兵的组织纪律观念。他还操纵当时的舆论宣传，提出所谓“两个司令部”的概念，强调群众的革命造反运动必须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之下进行。这实际上就为群众性的“造反”、“夺权”划定了一个最大的框框。

其次，对於各地“夺权”以后过渡性临时权力机构的组建和人员构成，中央多次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加以干预和控制。比如2月19日发佈的《中共中央关於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申明:“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13其后中央於3月17日再次发佈通知，指出:“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採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导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14

林彪的“三·二○讲话”和“八·九讲话”曾作为中央重要文件下发。毛泽东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两个讲话，乃是因为它们特别突出了“紧跟中央”、“服从中央”的主题。比如在“八？九讲话”中，林彪曾经告诫曾思玉、刘丰:要想在政治上不垮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他还说:“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工作作风。”15

以上的这些引证，在在显示出“文革”要强化“中央权威”（实际上就是强化毛泽东个人的权威）的导向。而从实际情况看，那些“不听招呼”、“自行其是”的人，不管是“中央首长”、省委书记，还是群众造反组织领袖，还是参加“三支两军”的军队将领，最终都难逃被清洗的命运。由此可见，与国内外“新左派”诸公的乐观估计不同，“文革”运动本质上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放权”的过程，“文革”期间的所谓“民众政治参与”本质上是“运动群众”而非“群众运动”。

1967年初紧随“夺权”运动而来的“三支两军”，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实施干预和控制的主要组织手段。关於“军管”的基本性质和具体内涵，在1967年3月召开的“军级以上干部会议”的有关文件中有如下明确说明:“……革命造反派（小将）有天生的弱点，即政治上不成熟，虽然干劲大，但是缺乏组织性”，因此要通过“军管”实现三个过渡:即（1）把权过渡到解放军手里；（2）从解放军手里把权过渡到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手里；（3）从三结合那里过渡到巴黎公社那样通过全面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16就笔者所知，“文革”自始至终都没有实施过所谓“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因此上文所引的第三条内容不过是一纸空文，是毛泽东积极致力於个人集权和独裁的一个漂亮点缀。“三支两军”的真正目的，是给带有自发、自主倾向的群众运动套上笼头，用当时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话讲，就是要加强造反派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如果我们对上述背景有所瞭解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央关於“支左”的指示发出以后，各地造反派会与军方发生如此严重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南京“倒许”风潮为代表的造反派的“反军”活动，是毛泽东个人思想深处“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观念相互抵牾的产物，是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操纵群众运动、消解群众运动”“三步走”战略部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一个不和谐的插曲，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以下让我们结合有关事实，具体地考察一下南京地区“红总”、“八·二七”和南京部队这三者之间矛盾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