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一·二六夺权”问题的影响和两派对中央“三·五指示”的不同态度，中央在处理江苏问题时，对“红总”和“八。二七”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中央的态度无疑左右了军方态度。於是宣佈军管以后，江苏省军管会立即採取了大规模取缔所谓“反动组织”的举措，其中涉及南京地区的举措包括:

3月9日，宣佈取缔金陵造船厂“红纵”、延安区土建大队、“八·三○指挥部”、红卫林场“红卫军指挥部”、大厂镇“工农红总”浦口区浦镇土石方大队“东方红红色造反队”等五个“反革命组织”。

3月13日，又宣佈取缔“省红总”朝阳区总部、新华玻璃纤维厂“红色造反队”等“反革命组织”。

3月14日，又宣佈取缔南京铁路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铁道兵”及其所属南京机务段革命造反总部“铁道兵”、南京和平门车站革命造反总部“铁道兵”和南京铁道医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又称“红卫军”）、遵义区“工人红色造反总部”及其直属纠察队、南京市“工农学革命串联总部”及其所属“飞虎队”。此外，南京市统战系统“革命串联会”也被取缔。24

这种高压政策虽然暂时遏制的“红总”的气焰，但是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红总”方面对军方的抵触情绪有增无减。这可以从4月初“红总”下属“心中想念毛主席革命战斗队”贴出的大字报中表现出来。这个大字报借用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将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描绘成“旧省委残余势力”压制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25此外，“红总”领导人还多次发表谈话，指责“军管会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使得“造反派瘪气，中间派泄气，保守派吐气，黑当权派神气”。26

《军委十条》公开发佈以后，军方的权力受到限制，“红总”方面的活动又开始趋向活跃。不过慑于中央权威和军方武力，“红总”此时尚不敢公开对抗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管会，而是通过挑动与“八·二七”之间的流血冲突，给军方制造麻烦、施加压力。

有关资料显示，在5月14日至5月24日期间，南京地区共发生武斗37起。5月下旬到6月上旬，平均每天发生武斗18起。较为严重的武斗事件，一次是5月27日发生在南京林业学校的武斗，造成一名学生（林校“八·二七”负责人）蔡应厚的死亡。27另外一次是6月27日发生在南京机电学校的武斗，这次武斗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机电学校的一栋教学大楼被烧毁。28值得注意的是，在“机校纵火案”发生的时候，南京军区政委、省军管会主任杜平因为《军委十条》的困扰，竟没有及时做出反应。最后还是在得到“林办”的明确指示以后，才派出军队加以干预的。

在军方进退失据、不知所措的时候，“红总”的气焰更加嚣张。6月2日，数百“红总”下属组织成员杀向南京铁路公安处，冲砸了在那里举办的“铁道兵总指挥部反革命集团罪行展览”，提出为“铁道兵”组织平反的要求。296月19日，“红总”方面组织300多人冲进已经实施军管的江苏省公安厅，抢走档案资料60余件。24日，数千名“红总”群众再次包围省公安厅大院，试图武力进入。7月6日，“红总”负责人文凤来、张建山不顾军管会首长的劝阻，指使4名随从强行绑架到军管会出席会议的“八·二七”勤务祖成员韦万家，然后扬长而去。307月11日，“红总”负责人在内部会议上发佈了一个“十二点指示”，其中谈到“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目前对南京是非常适合的”，“对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要各个击破，周边一个一个吃掉”，“对南大、南工、华水要大干一场，政治上不能一下子压垮，先从组织上打垮，打瘫痪”，“公安联总是一个钉子，……要全力把它搬掉”，31其踌躇满志、跃跃欲试的情绪溢於言表。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康生、江青、陈伯达出面接见河南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他们不但对武汉打倒陈再道的举动作出充分肯定，而且江青还特别肯定了河南造反派组织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这对南京的“红总”无疑是又一个强烈的刺激。“红总”的一位负责人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关於“文攻武卫”问题，这点我在北京瞭解了很多单位的情况，特别瞭解了江西的情况，我感觉江西爆发前的情况与目前江苏情况十分相似，……革命派佔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南昌的革命派夺了枪进行自卫，没有被打垮，这是南昌的手段。南京不一定採取这种手段，但是这种文攻武卫的精神，我们无论如何要掌握住的。……各单位应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武卫，进行联防，一发生情况，对方敢打进攻，我们敢於消灭”。32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公开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8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12期又加以转载。由此，“红总”方面认为公开“反军”的时机已经成熟，最终掀起了本文开头所述的“倒许”风潮。

由於“红总”发动的“倒许”风潮选择了恰当的时机，有《人民日报》和《红旗》社论为后盾，因而一时之间赢得了许多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回应和支持，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声势，对军方和“八·二七”均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倒许”风潮不断高涨期间，“八·二七”一方面努力捍卫自己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也在宣传上一度努力试图撇清自己与军方的关系。《八·二七战报》至少有两次发表文章，採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红总”方面则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不但不把省军管会和“八·二七”放在眼里，而且对於中央的指示和干预也阳奉阴违。例如在刘锦平调查组来宁之后，“红总”负责人曾在内部扬言:（1）（如果调查组认定）红总是造反派，八？二七是老保，我们就把他们吃掉。（2）（如果调查组认定）双方都是造反派，我们就把他们打垮。（3）（如果调查组认定）他们是造反派，我们是老保，就干一场走路。33

这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姿态，一方面为“红总”赢得了“造反坚决”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为其最终的消亡买下了祸根。在“全国河山一片红”以后，毛泽东下令收拾造反派，南京的“红总”首当其冲，最先沦为被镇压的对象。